如果60岁以上的人都不工作，年轻人创造出来的收入去跟老年人平均，每个人能够分到的钱，肯定就少了，这就是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放松生育率管制，甚至鼓励生育可以对减缓老龄化起到一些作用，我国应该尽快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是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即使鼓励生育，生育率的提升也有限，因为生育对于女性的机会成本太高。
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加强家庭的养老功能。子女养老在农村恐怕在未来几十年都会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因此，需要改善子女跟老人的关系，让子女孝顺，让老人掌握财产，这样的话老人的谈判力才能够增强。
农村养老现在最大的问题和隐患是在将来。城市的老年人即使没有子女在身边，还相对容易从市场上得到某种形式的养老服务，但是农村老年人经济状况比较差，农村养老服务市场也比较不发达，所以养老问题的挑战更大。
通过反腐，民营企业家们更有尊严了，更有价值了。以前，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距离非常远，甚至有的稍微大点的公司，还专门有一个部门在和政府之间做公关，很多实业做得有声有色的企业家，跟地方税务部门的科长、派出所所长说话都得低头哈腰，小心谨慎。
对于当前的制造业来讲，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第一，在国家的政策层面上，要有一些新的举措；第二，从企业内部本身来讲，“创新是唯一的途径，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民营企业是最可爱的人，是最艰辛的人。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他们无私的奉献，都值得尊敬。其实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讲，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很简单，但更重要的是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串起来就是中国梦。
改革的第一层次就是要调整利益格局，这是基本的改革目标；更高层次，就是要整体发挥并提升医疗卫生整个系统的效率，更好地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护，降低全社会的医疗费用负担。
关于如何进行监督的问题，只有机制完善了，才能解决机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监管才会管用。否则只靠监管是防不胜防的。
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终端，中间被无端加价了很多，最终形成了对医保，对老百姓不正常的负担。这块虚高部分的利益，药企占一部分，医药公司也有份，不正当利益最严重的是流通领域。
结构调整，就是有升有降，原来有一些大型高端设备的检查化验费用是过高的，这部分价格要往下调；但是技术劳务类的，比如挂号费、诊疗费、床位费、护理费、还有中医服务的价格都需要调高。
在实施中还是遇到很多的问题，还是很迷盲。说到混合制经济，特别是涉及到个别的央企、国企，一些政府部门，在处理我们民企参与到国企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做到公平，公正，透明，合理。
反腐败是所有改革的动力，国企也不例外。通过反腐败的方式可以把阻碍改革的人从关键位置上挪开。可以说，反腐败是改革的手段和动力。这一点，国企跟政府机关，跟很多地方也是类似的。
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国企就应该成为一个特殊企业，承担公共服务的功能，不以盈利为目的，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自然没有那么多寻租，没有那么多腐败。
我们看问题已经不能够按照过去的方式看问题了，因为前30年的增长模式跟后30年是完全不一样的增长模式。后30年，创新肯定是未来引领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力量。
民营企业要发展不是靠进入垄断领域能决定的，必须遵循市场固有规律，提升自己的优势。现在大陆消费者品位也提高了，消费水平也提高，要求也提高了，民营企业就应该跟着提高。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很多国企存在的问题，其实在民营企业里也存在，这些很可能不是国有和民营的问题，而是企业规模问题。企业规模大了，就可能会产生所谓的“大企业病”。
国资委要做的就是去聘请一些真正的金融精英组成资本运营的专业团队，赋予他们市场化的价格薪酬，同时也要有效监管他们，以便他们真正按照市场化原则来运营国有资本。
一些国家担心的并不是中国是否做“老大”，而是担忧中国的能力强会欺负他国，表现任性，没人能管得了，而自己又不约束自己。
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根源在于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资源和人才、物力的动员能力。一定是要有各方参与的，而中国要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带一路”的倡议最大的成功在于不光是中国自己在努力，所有沿线的国家都在这个框架下，互惠互利，互相帮忙。
如今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谁都离不开主流的国际社会，亚投行也一样，虽然美国没有加入亚投行，但是美元是世界通用货币，亚投行也要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
中国有了今天的发展，是要为亚洲一体化做贡献的，一些国家担心的并不是中国做不做“老大”，而是担忧中国的能力强会欺负他国，表现任性，没人能管得了，而自己又不约束自己。
土地升值，是因为城市的发展，所以土地的增值收入，一部分归农民所有，另一部分应该通过税收的形式进入财政，搞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才是合适的。
只有加快农村股份合作制的建设，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作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对财产进行摸底，才能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股东，那么土地如果增值了，农民才能够分红，才能真正的受益。
不能片面追求土地流转，避免“非粮化”和“非农化”，土地改革不能牺牲农民利益，建立公开的土地市场，要进行土地改革，就必须要建立公开市场，让城乡土地统一交易。
农村土地改革试点的核心就是要步子再大一点，试点面积可以扩大，另外，经营性用地的试点如果针对所有的建设用地的话，试点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建立自贸区的政策初衷恰恰是对待各方都一视同仁，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优惠政策。为了优惠政策和政府政绩而来的话，肯定会空手而归。没有这方面的激励，地方政府也就不会不惜成本去争取建立自贸区了。
广东作为第二批自贸区试点单位也是有益处的。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国际上相对比较重要，通过广东这一吸收了香港经验的自贸区促进金融的发展，反过来也同样增强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中国上海自贸区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探索，一方面被众人寄予厚望，但是另一方面，从过去一年的经验来看突破是非常有限的、取得的进展是比较少的。
如果中国上海自贸区做的工作只是让上海自身发展而不能够推广到更大范围的话，那意味着只是发展某个区域，并不能够代表中国整体的发展，这就与建立自贸区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地方政府必须明白发展目标，建立自贸区为了什么，建立自贸区的政策初衷恰恰是对待各方都一视同仁，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优惠政策，为了优惠政策和政绩而来的话，肯定会空手而归。
今年出现了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内部的价格分化，房价有跌有涨，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对购房者的购房智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中国的楼市显然已经走进一个“新常态”。松绑楼市只是政府转型的标志之一，过去那种依靠简单的行政调控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也在提高技术含量。
房地产开发商面临着非常大的洗牌，真正的守法品牌的标杆的开发商会越过越好，一些10亿以下的中小开发商全部都要死，这是必然的结果。
曾经炙手可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14年上半年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华博士会秘书长、著名财经评论员刘艳在近期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楼市显然已经走进一个“新常态”。
对全球产业链的理解也要更放宽。怎么样能把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吸引进来，二十一世纪的工业化不可能靠一个国家单独发展。一定要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融合、开放市场，才能得到最有竞争力的发展。
在受益于全球趋势的同时，也需要很多自身的配套努力，比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政策等方面都要鼓励全球性国际化的投资并适应经贸往来的需要，不然无法和全球产业链相衔接。
到非洲的短期旅游就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可以促进中非之间的相互了解。去的人越来越多，真实的非洲故事也才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楼市以及开发商的行业格局会因为改革不断增进，经济不断转型，楼市价格的企稳，最终得到稳定发展的模式，这个模式更加合法化，更加品牌化，老百姓更加理性化。
非洲有10亿多人口，是目前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中非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和国际公众的关注与评论。
改革和法治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凡是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都可以改革，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用传统的领导方式来领导人大制度，显然已经不适应依法治国的要求了，我们要用法治思维的方式来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对党自身、对官员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尊重规律，就必须尊重作为意志体现的法律本身，也就是说，我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但是党必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内活动。在我们国家，人民意志的反映就是我们党的意志，党在法内活动，就必须要求党处理好与人民意志之间关系。
从人大的立法到政府作为行政部门的执法，再到公检法的司法监督，再到我们探索的人民群众参与的法治过程也是非常完备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讨依法治国必须具备的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仅仅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司法体制改革、依法行政等问题，而是涉及到党、人民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中央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是需要认真考量的，所以要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监管水平。
做不好监管工作，下放的权力不到位，或是不能得以很好运用的话，还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权力下放以后，也应该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把下放的权力放到位，同时也要管到位。
此次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一次委托国家行政学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科院四家单位来做第三方评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目前反腐败的国际立法，以及各种公约，约束效果都十分有限，因此，在这方面，最主要的合作还是要依靠双边——国家和国家之间签订引渡条约、司法互助条约等。
目前我国法制的发展还是处在比较低的层级阶段，而反腐败对于法制的发展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可以说反腐作为法制发展的一个突破口。而要彻底战胜腐败，必须依赖于法制。
要消除“为官不为”的消极态度，是要建立健康的科学激励机制。公职人员通过努力工作理所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而且，这种报仇也应该是通过正当的，合理的，透明的制度予以充分的保障。
目前来说治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中央的未来五年反腐败工作规划的目标来看，主要是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如果这五年能够把腐败蔓延这个势头遏制住就是成功的。
智库交流不具备完全的官方身份，比较随意、自由，弹性也比较大、比较灵活。通过这些场合把双方互相交流的信息、互相了解情况进行总结和反馈，为政府的决策、国家的决策提供另一个层次、另一个领域的信息。
中国政府也应该做到，让所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以自己的中国身份而自豪，应该让民众有更多安全感，政府是民众的强大后盾，当公民在海外受到安全方面的危险时，能够更加有力地维护公民在海外的安全和利益。
一些东南亚国家，请美国来想把美国当保镖，但是美国实际上是想当董事长的。美国跟中国不同，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但美国通常会借着一些问题干涉他国内政。
实际上东南亚国家也承认，中国是一头大象，而东南亚国家都是小鹿、小羊，大象虽然不像狮子、老虎那样嗜血和凶恶，但小动物还是感到恐惧和不安。对周边国家这种摇摆心态，中国应该保持良好的大国心态和稳健的作风。
智库交流不具备完全的官方身份，是比较随意、自由一些的，通过这些场合把双方互相交流的信息、互相了解情况进行总结和反馈，为政府的决策、国家的决策提供另一个领域的信息。
中国官方智库它的独立性反而是更强的，不容易受某一种势力的支配。官方智库与民间智库有各自的作用，不是互相冲突的，关键是智库能够做好，能否跟上时代的节奏。
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它既是国家层面的也是地区层面的，是两个结合的，一定是在国家大的战略和整体发展方向下，具体怎么做还是要依靠地方的智库。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吨位”足够，但实际上处于大而不强的状态，震慑力量不足，所以周边一些小国对中国在某些问题上有时候比较蛮横无理，乃至挑衅。
从目前来看，总体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未来，暴恐活动高发的势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在我国调整一些反恐策略、手段之后，才会把这个势头给打下去。
恐怖势力的威胁，越来越需要中国在国际范围内，或者是至少要与中国周边国家进行更加有效的反恐合作，尤其是与巴基斯坦、阿富汗还有中亚国家的反恐合作，会越来越重要。
从去年金水桥事件到昆明火车站袭击事件，这两件袭击的趋向性非常明显，就是要向内地，以前很少发生恐怖事件的一些地区蔓延，如果这个势头遏制不下去，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我国未来反恐形势，暴恐活动高发的势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在我国调整一些反恐策略、手段之后，才会把这个势头给打下去，所以从目前来看，总体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
美国的对华政策甚至是对待整个西太地区的态度都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是内在的，但从根本上讲也是一致的，就是在来回摆动的同时寻求中间的平衡，力求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从客观的现实关系来讲，中美之间是一种合作竞争的关系。在合作的领域双方共同努力；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利益，双方有竞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较劲，就是一种博弈的状态。
未来三到四年时间，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运行对楼市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楼市大幅降价预期影响也会极为有限。供需关系决定商品房的价格，这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大道理。
保护合法公民和机构的隐私权是登记工作的“红线”。依法保护隐私权，不单单是人权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和谐法治文明进步社会的基础。
登记的前提是不动产确权工作要科学有序完整，不动产确权登记涉及到多部门跨区域协同配合，要坚持确权工作无空白、无重叠、无死角的公平正义原则，操作难度和复杂性可想而知。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实施，它价值一定超出设计者和老百姓的想象，这将成为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道路标志性事件，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值得国人翘首期盼。
京津冀一体化最大的困难还是破行政化，破“一亩三分地”的本位主义。要变行政主导变市场主导的城市发展格局，这个难度确实是比较大的，因为有既得利益者一定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
北京的发展之所以存在现在这么多问题，主要是来自“自私病”、“行政病”，因为北京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特权，获取了足够多的资源。所以北京要疏散功能，疏散利益，更多地去行政化，以市场作为主导。
即使保定承担一些中央事业单位、行政单位，以及一些教育功能也不代表就是“副中心”，作为行政副中心乃至经济副中心是有可能的，过于炒作不利于京津冀一体化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北京的发展之所以存在现在这么多问题，主要是来自“自私病”、“行政病”，如今“一亩三分地”的本位主义保护太多，所以北京要疏散功能，疏散利益，去行政化，以市场作为主导。
2013年北京市环境空气中PM2.5的年日均为90微克/每立方米，经过四年时间要降到30微克/立方米。从过去控制来看，要达到这个目标非常艰难。
现在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及过去，近年来汽车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更值得关注，这与公众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公众要管好自己的生活方式。
要控制区域性污染，需要大家一起进行区域污染的控制才可能使其环境空气中的细粒子浓度降低。
减少中央层面的行政审批，按照职能转变的要求，中央政府要强化宏观管理，包括宏观调控、减少微观事务管理，以及行政审批。
目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尚处于研究、起步和试点阶段，还需要不断完善。要贯彻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就是尽可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要放宽市场准入，不能使制定出来的负面清单多于以前。
这次会议国务院提出行政审批的“负面清单”管理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治本之策，是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从源头上减少设立行政审批。
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用这个要求来衡量，政府还是权力太大，而且还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行政审批还是比较多、比较繁杂，对社会的事务包揽还比较多。
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的全部审批项目清单，这是一项创新的举措，这表明我们政府接受社会的监督，正在向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改革方向转变。
彻底改观过去的GDP高增长，以及GDP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比重过大的趋势，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现阶段的政绩考核体系中，GDP成为最主要的指标，特别是区域间巨大竞争压力导致各级地方政府，从上至下，逐级拔高其GDP预期增长率的情况下，统计数据夸大的情况更加严重。
中国可以追求GDP世界总量第一，但绝对不能追求人均GDP世界第一。因为资源环境的限制和人口规模过于庞大，如果人均GDP真的成为世界第一，反到可能是一种巨大灾难。
保持GDP的一定增长速度是建设世界强国和现代化国家的必要条件。中国可以追求GDP世界总量第一，但绝对不能追求人均GDP世界第一。
这些年，中央下发很多文件去减少考核数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现有体制的集中特性使得各级党政机关希望通过考核来体现自我的权威，通过考核作为依据再去分配资源。这是需要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很多地方对于盲目举债的官员肯定是要追责的，但关键取决于当时的地方债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对于造成地方债风险的追责，不可以“一刀切”。
政绩考核的调整体现了对政绩的系统全面理解。作为一个执政党要长期执政，不是依靠个人去创造政绩而不解决问题，只有既创造一些成就同时还要解决问题，才能真正实现长期执政。
让社会发展要求更通畅地输入到体制之内，成为推动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主动变革的正向力量，是深化改革的重要选择。否则，政府会被社会甩在身后，或者失去与社会互动的平台和机会。
如果资源不能公平分配，始终围绕着并处在规模难以扩张的情况下，一方面，大城市的压力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有一些中等城市又好像“吃不饱”。所以，这个矛盾必须解决。
现行的土地制度一方面有利于保护农民，但另一方面又扯住了农民市民化的脚步，再加上很多的惠民政策，使得目前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因此这背后土地制度必须要改革。
如果在地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让一个大城市敞开胸怀接纳全国人民过来的话，结果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妙，可能会导致相当多的问题，比如人口爆炸，交通拥挤，空气污染等等。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特征是所谓的“人户分离”——人已经进城了，但户口还是留在当地。特别是那些农民工，他们的户籍依然留在农村，很难实现城镇化。
户籍制度在引导人口流向方面有一定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决策层在这方面还是顾虑太多。除了特大城市之外，包括大城市的，包括中等城市的户口都要逐步放开要快，特别是中等城市。
我认为中国楼市不会崩盘。所谓“崩盘”其实就是泡沫的问题，泡沫越吹越大肯定是要崩的。光盯着房地产本身，是解决不了房地产领域的问题的，必须在房地产之外找出路。
能不能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第一，要看到底决策层有没有推行财产申报的政治决心；第二，要明确推行财产申报制度的政治时机；第三，要完善推行之后的各项保障措施。
如果老实清廉的人也当不了官，说明我们选人用人机制存在问题——没有形成一种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用人选择权掌握在个别人手里，这些个别人的行为作风会影响整个单位的形象和风气。
官商勾结的腐败形式非常隐蔽，并且很多行为处在监管范围之外，当前还是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从国际反腐败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来看，防止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反腐败策略和共识。
我们要真正治理腐败，最紧迫的措施就是反对特权。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官员以更加平等的姿态面向社会公众，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
上述地方事务管理部委暂时可以不变，但最好在国家层面再成立一个综合性的地方事务部，其首要的职能就是指导协调作为地方事务的城市管理、治理事务。
有时候某些城市领导人提出的管理目标与老百姓的生存目标差得非常远，城管部门无法完成县领导下达的如此脱离国情、侵犯人权、严重违法、极为荒唐的城管执法任务。
城管的街头执法权，包括检查、处罚、拆迁、秩序整顿以及各种临时管理执法任务，这些都特别容易与执法对象发生冲突，而且地方政府还不断给他们增添难啃的骨头，令其难以消化、难以承受。
城管已经有一些先天不足，可是后天的调理、调整、培养也不太理想。城管是新成立的部门，一开始就要什么没有什么，和其他部门相比，既没资源也没经验，没有老底子。
现在地方政府在新城建设上大做文章，与目前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很重要的关系。概括地说，直到目前，中国的考核机制还主要是看经济增长这样一个单一的指标，这一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在新城开发或者是老城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的人口没有实现预期的增长，甚至出现下降，导致这个城市变成空城。我国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中小城市，无论是老城市还是新的城市，都面临这样的危险。
要实现可持续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才是根本。人的城镇化中，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就业，这要由工业化来带动；要根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有教育来支撑，只有人有了一技之长，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
人的城镇化才是根本。人的城镇化中，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就业，这要由工业化来带动；要根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有教育来支撑，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发展。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路线是其立党之本。我们党坚持群众路线也是对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坚持群众路线——相信上层、中层的反思和抉择。
1960S，1970S的干部已经成为干部队伍的主力。这些干部与基层群众的感情、对基层社会的了解，比起前几代则相差甚远，尤其是不能和1950S出身而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现省部级以上干部对基层社会的了解相比。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基层群众还缺乏起码的人情、人文关怀，这于我们党的立党宗旨，作风建设要求格格不入...
截至今日，社会人口的分化分层远远超过了我们党改革开放初期的预想，这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也给我们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出了难题。
今天的群众，已经不是毛主席那时代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群众。社会人口的分化分层远远超过了我们党改革开放初期的预想，这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也给我们的干部坚持群众路线出了难题。
这次的“钱荒”也暴露出商业银行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目前在表外资产膨胀，在资金错配过程中，它的经营行为已经失去了监管当局所要求的稳健性的原则。
商业银行逐利行为过度，这与我们稳健的风险管理和内控是相违背的。很多商业银行急需通过短期资金的发放来吸取资金同时又来进行较长时间的放款，逐渐演化的最恶劣的状况就是把一些拆借资金，通过这种市场的周转进行款项发还，导致很多的资金出现错配。
就盘活存量本身来讲，除了加强流动性的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之外，对于存量不良的资产，比如一些理财产品可能会陆续存在的违约现象，该处理的要处理，像投融资平台的一些问题，该暴露的要暴露，这也是盘活的一个重点。
我们下一步进行的金融改革的导向是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其中，市场化、国际化过程中，就会使监管的套利空间、权力腐败的空间大幅度缩小，在一种相对透明的环境里，受到市场监管，减少政治因素、权力因素的介入，当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要加强流动性对实体经济的回归，盘活存量，就要认识到，表面是金融资产收益率和实体经济收益率的背离，但是实质上是在经济回落的过程中金融本身出现了变异。
打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非合作博弈的模式，让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利益能够兼容。现在，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动因进行监督，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没有办法进行足够的约束，这样的话，中央政府说的是一套，地方政府做的是另一套。
地方债无论以什么方式出现，最后买单的一定是老百姓。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即使是有计划的开支，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钱，就等于老百姓买单。如果不负责任，多花的这部分钱，最终所有的负担都会转嫁给老百姓。
中国政府实际上会有相应的改革手段能够避免它失控，但是在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达到这个比重，那可能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积累到现在，它的产生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那就意味着只要现行的制度没有改善的话，这种情况就很难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积累到现在，它的产生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那就意味着只要现行的制度没有改善的话，这种情况就很难改。
整个食品的安全监管，就是把整农产品加工的、流通的、物流的，到餐饮卫生部门的，一系列监管成立一个权威机构，由一个部门负全责。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相关部门主抓，但不一定由该部门负总责，而是要对整个产业链负责，对消费者负责。
把掺假售假的食品拿到餐桌上，产生的危害是累积性的，是长期的，可以说跟谋财害命没有什么区别。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多严厉的惩处也不为过。
不能盲目地说我们的食品安全标准是高是低，而是应该让标准的形成更多地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则作为裁判，有义务促进标准的不断提高，但是必须切实可行，必须改变过去由政府制定一个标准，然后由企业被动执行，不顾实际情况，必然会产生造假行为。
要解决食品安全这个问题还是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这是根本的。只有通过市场的解决办法，才能让经营者有动力抓食品安全质量，提高食品质量安全水平，让守法的生产经营者从中可以得到好处，形成良性的循环。这样生产经营者就从源头上，从每个环节上进行严管，只有他们认真做了，生产出来的食品才有安全可...
不能盲目地说我们的食品安全标准是高是低，而是应该让标准的形成更多地发挥企业、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则作为裁判，有义务促进标准的不断提高，但是必须切实可行。
希望这个事件能够进一步推进公正司法，实现公平的正义。一个案件结果是不是实现了正义，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评价是正常的。这其中最最关键的因素是裁判者是否公平，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并且能够用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解决。希望唐慧事件能够推进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同时还能够成为进一步提高司法能...
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有消费的升级拉动了经济增长，较富裕人群的消费起到了示范效应，带动其他一大批人，促进了消费不断升级，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但是到了今天，所有的这些消费已经不能再往高端升级了，从消费品种来看，就已经和世界各国老百姓的消费一样了，但从消费水平上看，还存在着很大...
扩大总需求的主要途径就要转到扩大内需，中国过去十年投资的增长一直是非常快的，现在的情况是投资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缩小。现阶段，扩大内需主要是要扩大消费，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很快了，现在关键是把消费给调动起来。
经济增长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不能只提GDP，而人民生活却没有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的成果得让大家看得见。这就需要有配套的改革，应该一整套的制度来保障收入分配，首先应该保证老百姓的收入不会因为价格指数的上涨而相对降低，这不是针对着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而言，而应该是针对着所有家庭。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不断有消费的升级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现在的问题不是消费产品的升级，而是全社会的消费水平要改善，经济增长不能只是投资的增长，教育、科学、医疗、环保都在跟着发展。应该是为全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增长。
一国的经济发展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创新——世界级的品牌，例如韩国、日本，都是从模仿开始，中国也一样，像浙江、江苏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了资本就不能再模仿下去了，要有创新，否则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另外，上升到世界知名品牌的经营也不够，我们现在基本上没...
中国经济要升级，很显然是原来的路实在走不下去了，原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拼资源、拼环境、拼劳动力便宜，产业空间很大。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产业空间相对饱和，这就好比10000米的高空大家都摆满了，必须打开新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把中国经济推到了一个不升级、不创新就不能发展的层面，另...
政府要想发挥好作用，主要是提供制度和规则、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要去直接支持某个企业，某个产业。要放手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让企业家、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就应当退出市场，尤其是作为地方政府，不要扮演市场主体的角色。
只有真正的升级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打开一个新的空间，不仅有深度，而且有质量、有效益，能提升创新能力，不再依赖于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从而找到中国经济新的兴奋点。
今年的经济形势不会比去年差，美国的经济还在复苏，欧洲虽然有塞浦路斯危机带来的风险，但是目前也在一点一点释放当中，趋于稳定，根据中国的经济形势，对汽油的需求依旧看涨，供给方面至少也不会特别紧张，但是季节性的波动肯定会有，但应该不会涨太多。
民众对我们成品油价格涨跌存在质疑，其实更深层次地讲，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竞争性问题。从成品油的价格形成来讲，企业、老百姓都比较容易接受通过竞争机制形成价格。
从前的4%的调价幅度有点大，敏感度就会比较低，不容易触发。同原有定价机制相比，取消4%的调价幅度限制之后，只要到了10个工作日，该涨就涨，该降就降，实际上等于简化了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体量很大的需求大国，对国际上价格应该是有影响的，之所以现在不能在国际上形成影响，这跟我们价值机制不能很好反映我们的供求是有关系的。因此，只有以市场为基础，综合利用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才能形成更加合理、更科学的价格机制，会从根本上有效应对这些问题。
城镇化实际上面临着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紧迫的是就业，其次是居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一定还要有一个推进城镇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的方案，如果没有配套恐怕不行。
在推进城镇化的方案的同时，需要有推进城镇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的方案。如果没有配套方案，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问题都无法获得解决，推进城镇化也就会遇到很大阻力，可能会成为“城市化大跃进”。
并不是说种粮食的人多，粮食才安全。中国现在农业生产可能在经历镇痛期。现在种粮食的一部分人是转移不出来的。
农民进城，一方面关系到农民的土地资产，农民的耕地资产怎么办，能不能退出耕地资产获得收益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进入城市以后，面临着诸如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社保的问题，农民到城市以后，安居乐业与否，关键取决于这些方面。
实际上未来10年或者20年内，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估计对整个GDP的贡献要达到四分之一左右。
互联网立法的目的是让公众在使用互联网或者表达自己的时候，相信这个法律可以保护你，做到这样的程度，社会就会有一个往前的、明确的动力，每一个网民就有了产生正能量和正能量发挥的空间，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多样性，同时也需要有政府的开放，一定要涵养这种正能...
很多国家都在进行互联网管制，不管美国、德国，还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或者是泰国、韩国都有，但是关键是人家是有法可依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问题就应该是依法管理，如果长期保持着行政监管为主导的状态，会抑制社会各方面参与互联网的治理。
有关部门在工作当中确实应该倾听公众的呼声，对于公众关心的问题，都应该有明确的回应，给公众一个合理的预期，网络环境下对于每一个公民网上的权利，应该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平台为社会的和谐和健康发展起到更好的助力。
网络信息保护主要在于三个层面：第一，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利的确定，第二，是明确网民在网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第三，是在前两个的前提之上，明确网民在网上的行为规则。所谓的明确网民的行为规则，并不是在“定杠杠”，也不是在限制网民自由。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还要找好着力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政府能够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同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难的是利益格局调整。政府应努力创造条件，促进社会形成改革共识，打破利益僵局，从而顺利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把好事做得更好。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个人工资收入至少应该能够保证个人和家庭的简单再生产的正常进行。这就要求工资收入应该充分满足个人和家庭的衣食住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