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在辽宁大学门前亲眼目睹这样一起事件：几辆机动车刚刚掉头，对面马路边上一辆红色捷达车里立刻钻出两名民警挥手拦车，以红灯强行掉头为由罚款、扣分。在社会转型中，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发生，如何处理，采取怎样的执法方式，不仅关系到群众利益，更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瞭望东方周刊》揭载，陕西陇县深山关押访民，访民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饮食低劣致人身体染疾，每天关在房间，偶尔才被允许在院子里晒太阳，不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并进行录像就不能放出。这不是公检法被砸烂的时代，这是权力体系非常强大的时代，公检法机构健全，运转有序，而上访民众被随意关押。
比起“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上访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上访二次拘留、上访三次劳教”更为火爆惊人，因为法律好像就是这位县委书记嘴里的产物，我说你违法你就违法，我说拘留你就拘留你。
知名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在微博中透露，江西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曾在讲话稿中说，今后凡是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的，第一次训诫谈话并罚款；第二次拘留；第三次劳教。一些干部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就是法律或者大于法律，不但会让法律受伤，还会让群众很受伤。
国务院称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但仅仅靠经费倾斜还不够，学前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学前教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纵观世界很多国家，学前教育均被视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福利性。
中央出台了普及学前一年教育的五项措施，其中的要旨，就是要增加学前教育的资源。个人以为，这对教育部治理择校费的指导意见而言，是个很好的启示。在优质教育资源不够充足、又不均衡的问题未能解决之前，忙着头痛医头，又有什么用处呢？
职业能防治法的修改完善，使之更为具体化，有利于执法工作的开展，这固然是好的事情。但是，要让一部法律能够产生足够的威力，单单设置很多对用人单位不利后果的条款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法律颁布后，有没有得到不打折扣的执行，无良企业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与责任追究？受害的职业病工人在权益上是否得到了足够的，来源于政府力量的保障？
当强拆难于遏制，依靠立法来治理，这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倘若在拷问立法滞后焦虑中等待，某些官员还会依照原有的强拆惯性继续走下去。我们不能再等出现暴力血腥或较大矛盾危机后，才采取被动的手段，况且从新拆迁条例中也找不到化解官民对立情绪的新路径。
这些铬渣堆犹如一枚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带来恶性环境事件，危害公众健康。600多万吨铬渣该归谁来管？各地政府自然责无旁贷。距离“十一五”收官之日不远了，修修补补显然无济于事。希望各地政府能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对铬渣堆进行彻底的无害化处理，消除恶性环境事件的隐患。
社会财富本为劳动、劳动者所创造，任何一种工作，任何一份职业，但凡他还有存在的必要，就是有足够价值的，就是应该能维持劳动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底线基础之上的生活水准的。
经过四次审议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28日下午高票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据报道，截至2009年底，社保基金会管理的资产规模已达到7766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数字，如果不加强监督，构筑全面、严密、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权力腐败就必然会发生。
打了一个月的口水战，小企鹅和奇虎依旧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对于国内互联网行的发展，从微博第一案，到腾讯与360的“全民战争”，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丛林法则”，似乎是谁“势力”大，谁的“手段”多，谁就能笑到最后，没有游戏规则，没有行业自律的底线。其实，要解决行业的无序竞争，说难也不难，那就是司法的介入，行业规则底线的确立。
上海市公安局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协会曝光了多名网友的“违法行为”。其中，一网友发帖曝光上海女大学生包养价格表被警方认定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警方对其进行教育训诫。原以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联通了“一朝天子”和“一朝臣”，联通了中国和世界，让远在庙堂之外的老百姓体验了一番“新闻发言人”。
教育失衡实质就是权利不公，教育平权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教育平权，然后才有资源的均衡配置，才有打破教育界某些地区和学校垄断议价权的可能。当然，这离不开其他政策困境的连环解套。
在惩罚成本如此之高、监管力度如此之强的前提下，这一家医疗机构为何还在选择铤而走险，医院院长甚至是冒着触犯刑罚的风险为职工谋取这一种福利？看看他们现付出的沉重的代价，包括院长在内的多位管理者被以私分国有资产罪起诉，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地方立法禁“人肉搜索”不过是一道虚拟的价值牌坊。一些精英人士一次次诟病“人肉搜索”的侵权行为的同时，却自觉不自觉中忽略自身的伪价值成份，这难免让人生疑立规的真正原动力。在现实语境下，那些抛掉身上仅存的公心和操守的恶性侵权者，动辄裹挟着权力去强拆民宅，去旁观贫富落差的进一步加剧等，我们的精英却总是选择性沉默了。还是善待或引导这点网络监督吧，或者给“人肉搜索”一个缓冲期，往前看看再说。
择校乱收费的形成、发展以至尾大不掉，主要在于我国没有健全的教育拨款制度以及学校民主管理制度。如果有国家和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执行，教育投入问题不至于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
择校费之苦，乱收费之痛，早就坑苦了家长，坑坏了民风，早就让教育的天平失衡了。于此，只有让教育乱收费这条“老鼠”被追至大街上，成为人人喊打的小丑，它才有灭亡的那一天。无疑在这股“追鼠”的力量中，教育部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首先需要教育部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和杜绝义务教育阶段收取择校费的现象，不能替这种违法违规行为预设“最后疯狂”的灰色通道。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农村教育如此，城里教育也好不到哪里去。从比上大学还贵的幼儿园算起，小学初中高中没一个阶段不费心费力的，什么择校费、补课费，几乎都是天价，到处拥挤不堪，整体教育质量大幅下滑，大多数孩子成为别人的陪衬和垫底，稀释着教育大厦的根基，以至于“救救孩子”的呼声常喊常新振聋发聩。
“五年治理好择校乱收费”，这个说法虽则温暖，却未必打动人心。看惯了过往的“治而不理”，加上这笔庞大费用的“无限魅力”，公众多少会对这个时间表的决心与执行力多有犹疑。何况，真要灭了择校费这只妖怪，光靠“禁令”这个孙猴子确是没有用的——最关键的，还得厘清人家背后的利益关联，找到“观音”或者“佛祖”，拿出纾解顽疾的“神术”。什么时候“名校”、“名班”于社会舆论中销声匿迹了，择校费上的纠结才有可能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