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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与埃及现代化

白玉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

2014年塞西当选并出任埃及总统,标志着埃及持续多年的政治动荡基本结束。塞西政权在维持基本社会和政治基本稳定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着手政治重建,另一方面开始大力实行经济建设。综观塞西执政以来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在如下领域进行:

1. 组织并实施宏大项目,如开挖新苏伊士运河,开发苏伊士运河工业区,建设新行政首都及新城建及百万费丹土地改良等;

2. 大幅度削减补贴 尤其是电力能源交通等领域的补贴,优化食品补贴等;

3. 实行汇率和税收改革改革,逐步放开外汇管制并于2016年11月初实行自由汇率,在税收上实行增值税;

4. 改善投资环境,发展工业 鼓励工业园区建设。陆续通过了新《投资法》及《工业登记法》,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着力发展纺织 食品加工 建材和化学化工四大工业,并发展其他工业;

5. 进行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并着手新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解决铁路、港口设备设施老化、低效,公路系统负载过重等问题,同时规划和建设联结新城和新经济区域的基础设施;

6. 重视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把中小微企业作为主要就业池,通过建设相应工业园区并通过银行贷款办法改进和建立相关发展基金等方式努力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7. 在纺织、能源和化工企业等领域进行国有企业上市交易(IPO),称此举是为提高企业资金规模,改善企业管理水平而非搞大规模私有化,以缓解国企改革压力;

8. 尝试建立健全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民生, 克服改革对社会和民生造成的冲击;

9. 通过逐步偿还能源领域对外国油气企业欠款和适度私有化改革发展鼓励对传统油气资源开发的投资并着手开发核电、太阳能发电以及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建设, 新旧能源并进,打造地区性能源交易和输送中心;

10. 制定颁布系统发展纲要(《2030愿景》)并扩大国际宣传,吸引国际投资。

总体而言塞西执政以来经济政策,依然是以推进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为主,通俗地讲就是继续割纳赛尔主义的尾巴。如果历史上从萨达特时期至穆巴拉克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视作1.0和2.0版本的话,塞西政府的改革可以视作新自由主义改革的3.0版本。埃及当下的经济改革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非洲进出口银行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支持,此外还有欧盟及欧盟主要国际、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以及中国、日本等国的有力支持,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20亿美元贷款成为埃及经济改革的强心针,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埃及历经1.25和6.30两次“革命”之后实施的3.0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有不同于前两次改革的特点:

一、前两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被动改革,而塞西执政后的经济改革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尤其是相对于与穆巴拉克时期在西方政治压力(所谓民主化战略)下推行经济的改革,塞西政府为改善埃及整体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发展而推行的改革更加具有主动性。

二、塞西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改革更加全面系统深刻。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往往实施具有选择性和表面化的改革,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不均、贫富分化等诸多不良效果。塞西政府则把改革作为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手段,更为全面深刻的改革(金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尽力克服新自由主义短期固有的负面效应。

三、比之此前的改革,塞西执政以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有着相对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1)经过长期动荡之后,民心思稳,对政治民主诉求的热情削减,民众的期望值降低,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政治压力。经过两次“革命”,埃及民众实现了基本的政治诉求即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但旧政权垮台后政治分化加剧,民主体制构建能力不足等问题凸显。民主选举产生的穆兄会的短期执政既暴露这一政治势力自身的不足(如政治包容性、社会整合能力以及经济发展能力等均明显不足),也释放了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难以调和的矛盾。在民主构建遥不可及的情况下,埃及民众和世俗势力在穆兄会和以军队为代表专制政治之间倾向于“两害相权取其轻”,为军队势力回归创造良好社会基础。塞西政府对穆兄会的高压态势目前还未遇到激烈反弹。穆兄会失势将使得重归权力中枢的埃及军方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反恐形势又使得塞西政府持续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因此目前埃政治生态基本能被社会主流及各个政治力量所认可。一段时期以来被鼓动起来的民主诉求的减弱实际上增强了塞西政权的内部安全感,不会重蹈过度使用暴力扭曲经济改革的覆辙。

(2)穆兄会短暂执政带来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如对地区安全以及以色列安全带来的冲击等)让美欧等外部势力心生忧虑,从而也倾向于支持对其友好但不民主的政治势力。因此塞西政府来自欧美的政治压力减小,塞西政权可以在适度“威权”的基础上更加从容地来致力于国内发展,而这种“威权”实际上对于推进改革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体现在政府领导力和政策的执行力上。与此前力主埃及“民主化”不同,现在西方国家更倾向于认可埃及在维护自身及地区稳定、包括减少难民及恐怖分子外溢方面的作用。在西方看来埃及经济发展比政治民主化更能起到维护稳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埃及塞西政权的外部安全感也明显增强, 可以依照自身认可的节奏和策略来推进改革举措。

(3)从历史经验出发,当前塞西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改革执行力度更大、实施范围更广、更加有深度。塞西启用以投资和国际合作部长萨哈尔•纳斯尔为代表的年轻化、职业化经济团队,这个团队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和国际视野,有着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交往经验,其本身理念也受新自由主义较大影响。

(4)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新的经济领域的出现,为埃整体经济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塞西执政之时正值新能源进入技术成熟、市场化势头发展良好的阶段。埃及意识到自身新能源资源优势,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战略考量。发展新能源对于带动投资环境改善以及平衡经济结构、降低产业发展成本以及加强区域间经济联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埃及新能源与旧能源(以祖哈儿气田开发为代表)协同发展为推动整体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5) 塞西政府实行平衡外交,改变“革命”前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塞西政府恢复对美关系,但目前美埃关系并不热络。改变对美的外交依赖,不但可以降低美国方面的政治压力还可缓解美中东政策(如禁穆令和大使馆迁馆以及新的和平方案等等)对埃公共舆论的负面影响,减缓政府压力。这与穆巴拉克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穆巴拉克时期的亲美外交,使得埃公共舆论对美国在中东政策上的不满和怨恨一度转向亲美政府。这种情况下实施的不完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视作西方支持和控制专制政府的手段,尤其是在广大民众没有从改革受益的情况下,对经济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敌对情绪。此外塞西政府政府的全方位平衡外交不但强化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还可在一定程度满足埃及人脆弱的大国心态。塞西执政后与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欧盟及主要欧洲国家、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新加坡、越南)等国都发展了良好关系,四处化缘吸引投资,对推动改革起到一定成效。

(6)目前军队势力处于恢复期,统治集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贪污腐化等政治丑闻,公众形象好。这与穆巴拉克政权贪污腐化裙带关系盛行导致的政权形象恶化形成鲜明对比。民众对改革造成的生活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足够的忍耐力,这点也获得塞西的肯定和感激。此外反恐的政治意义突出,不但强化政权的合法性,还成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理由以及成为强化对内维护威权统治的必要。

(7)国际社会目前对埃及改革有较高的认可度。埃及与国际组织和机构之间就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有着紧密互动,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埃及经济改革成效给予高度关注和评估。截至目前,对埃改革效果评价良好、积极。埃及的地缘政治优势、历史传统及地区安全中扮演的角色,使得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无法忽视其发展诉求,而且对其有着较强的塑造意愿和能力,这是埃及发展的独特优势所在。

四、 尽管取得不错的成绩,埃及经济发展的一些牵制性因素还依然存在的,如人口压力以及劳动效率较低等因素短期内难以改观。埃及经济结构目前依然呈现军方经济活动、国有经济以及私有经济并存的“混搭”状态,塞西政府改革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拓展了私有经济发展的空间并为私有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基本环境及战略引导。当前埃及经济发展状况整体好转,但这种好转究竟是“改革红利”还是“稳定红利”尚难做出判断。塞西执政后恢复的以军队为依托和主导、总统独大的政治体制自身还有其不安定因素,而新自由主义也有其固有弊端,埃及经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责任编辑:郭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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