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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光里的李光耀

范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如今躺在重症加护病房里的李光耀先生,可能并不知道刚刚全世界的诸多媒体都在转载一则他已经离世的假新闻。之所以出现这一乌龙,不是因为这个传播假新闻的16岁男孩有多么大的推送力,而在于在世界公众舆论的意识中,李光耀这三个字的影响力足以使他们甘愿冒这个险。

初次近距离观察李光耀先生,是2013年2月新加坡国会辩论期间。作为一名在新加坡访学的外国人,有机会观摩这个国家的国会议事流程,可以想见笔者当时那种别样的心情。国会议员们的唇枪舌剑正令笔者思绪万千时,视线里突然出现了一位瘦削的白发老者,步履虽然蹒跚,却是颇为稳健,仔细看时竟然是:李光耀。

那一次的国会议事主题是关于新加坡人口政策白皮书的辩论,李光耀的出现说明了这一议题在他心中的位置。后来的几个月里笔者又曾再次见他出现在国会辩论现场,但是却远没有这第一次的印象深刻,而他离场时那缓慢地渐行渐远的背影,似乎也在昭示着李光耀时代在这个岛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也在渐渐地远去了。

在新加坡访学期间有幸全程观摩了榜鹅东的补选,对于选举的话题也早已成为该国公众津津乐道的谈资,尤其是年轻人。知道笔者对于选举的兴趣,他们自然不会遗漏向我介绍2011年大选期间他们所了解的李光耀先生。

其中几位居住在阿裕尼集选区的朋友就有一位是将选票投给工人党的选民,她认为李光耀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李光耀先生可以活到100岁),因为他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弱,毕竟未来都是年轻人的。但是,她也明确指出他们这些年轻人对于李光耀的那份敬意,并不会消失,因为是他领导这个国家实现了第一波的腾飞,是他给新加坡注入了正能量。而这一观点自然得到了其他几位人民行动党支持者的极力赞同。

笔者的这位新加坡朋友之所以说李光耀先生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走弱,大概是源自2011年大选时李光耀警告阿裕尼选民如果投票给工人党会“后悔五年”的那句话,即使李显龙出来道歉强调其不同意这一观点也难以挽回大局,后来选民还是用选票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致使人民行动党第一次在集选区选举中落败。而此次选举失利后,李光耀与吴作栋决定退出内阁,如此便为其52年的内阁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

李光耀时代正在落幕,李光耀的背影也让笔者世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有了更多的思考。综观李光耀90多年的人生历程,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有很多,中外学者对此多有论述,这里笔者仅就两个较具典型的方面来谈一下,即:平衡与法治。平衡强调的是灵活的实用主义,而法治则注重的是严谨的规则性坚守。

作为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不论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还是近世欧洲的大国协调机制,平衡理念都是重要的指导思想。对于李光耀而言,新加坡的小国身份更是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其在处理内政外交的实践中理应将平衡理念奉为新加坡国家治理的圭臬。

多年来,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没有放缓它回归东亚的脚步。而李光耀也多次表示,要让美国人对西太平洋地区保持兴趣,借助美国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技术来“制衡中国”。

自1965年独立以来,作为地图上的一个小红点,新加坡能做的除了让自己成长为一只在大国林立海洋中的毒虾之外,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学会平衡,在大国之间的平衡,在邻国之间的平衡。这也是为什么独立仅仅两年的新加坡就积极参与到东盟这一地区合作机制建构中的原因,而独立后的新加坡仍然希望英国保留在新加坡驻军的强烈要求在很多国家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当然随后又有了“五国联防协议”的签署。

李光耀在借助美国制衡中国这一方面的建议经常引发中国民众对其以及新加坡的不满,甚至最近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又提出希望印度在南中国海争端中扮演更为积极角色的言论再次引发了国内民众对新加坡社会华人主体属性的质疑。其实,作为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独立的主权国家,新加坡的这些考虑无可厚非,毕竟国际关系不是靠血缘情感维系的,而其中的战略出发点自然还是平衡。

平衡理念不仅仅体现在新加坡的外交战略中,同时还体现在其国内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为主体的多元种族社会,独立前的多次种族暴乱经历让李光耀和新加坡人都深知种族和谐的重要性。所以独立建国以后,不论是在政治制度设计、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以及教育与语言政策等等多个方面,都将各种族之间的平衡作为一个基本的考量。比如1980年代由李光耀等人倡导并实施的集选区制度,其中一个基础性考量即是确保国会议员中各种族的比例与人口比例保持大致的平衡。

同时,很多人认为新加坡只是一个由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统治下的威权社会,却忽视了其法律所规定的多党的合法存在与竞争。作为接受过英国政制熏陶和训练的海归,李光耀非常清楚一定程度的竞争对政党本身发展的价值。虽然在其执政期间,曾经通过各种方式实现了对其政敌的打压,但是不得不承认,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确保了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华丽转变。
笔者曾经采访过的一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就曾指出,新加坡允许多个政党的合法存在,对于人民行动党而言并不是坏事,国会中不同的声音对行动党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既保证了人民行动党自身的更新与完善,又在民众的潜意识中实现了一种平衡,强化了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也正是党际之间的这种平衡,得以保证了郑永年先生所说的新加坡“优质民主”的实现。

除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平衡战略,李光耀引领下的新加坡又是一个注重规则的高效社会,这种坚守不仅体现在其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发达的法治化进程里,还体现在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对于规则的遵守和对法治精神的认同中。

其实,新加坡原本是一个比较注重人情关系的典型东方式社会,但是这种人情社会对新加坡的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腐败。人民行动党执政初期即开始强腕反腐,在当时满大街的竞选海报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整治贪污腐败,还新加坡一个廉洁的政治环境。

1960年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并在两年后成立了由总理亲自领导的反贪机构“贪污调查局”,可见李光耀在此问题上的坚决态度。而该局的一位局长也曾经表示,新加坡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反腐成绩,关键在于“领导人的政治意志”。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与李光耀私交甚好的郑章远贪污案。这位曾经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的建国功臣因为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被立案调查,起初郑章远曾希望见李光耀一面,但李光耀认为这样有损司法公正并未同意,最终郑章远畏罪自杀。

李光耀曾经很自信地说:“别人总说我设立某些法律是为了打击政敌,但同样的法律也适用在我身上,却从来没有人起诉过我。”1996年李氏父子曾经因为购房折扣问题受到公众质疑而接受政府调查,最终结果显示他们所购房产享受的折扣属于正常范围。而后父子二人决定将所获折扣捐给政府,吴作栋认为这些折扣并不存在违法和不公平,遂加以拒绝,最终这笔款项还是被捐给了新加坡的慈善机构。

2008年10月,柯玉芝女士在伦敦突患中风,为了回新加坡接受治疗,李光耀动用了新航的一架飞机接送妻子回国,事后他个人支付了航行所需的全部费用。也正是这种以身作则让李光耀在面对政敌的指责和他对政敌的多次指控中能够保持充分的底气与自信。

就普通新加坡公众来看,这种身体力行亦早已是常态。在新加坡,不论是漫步街头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参加各类活动,你都会发现新加坡人都能自觉遵守相应的规则,可以说以法治为代表的规则与制度已经深植于这个岛国公众的基因里。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地铁上的各类文明规范。地铁可谓是人与人之间距离最为接近的场所之一,但是新加坡人却特别注意与他人之间保持距离,尤其是异性之间,因为如果有意甚至无意的碰触都将很可能面临性骚扰的指控。一位新加坡男性朋友告诉笔者,“我们的法律都是保护弱者的,所以你很少会看到我们在公共场合会出现中国国内地铁上那种经常吃女性豆腐的情况。”

此次引发世界关注的李光耀的病危态势,同样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关注。早些时候,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指出,“我们对李光耀先生的病情表示关切。李光耀先生是中新关系的缔造者和奠基人,长期致力于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为中新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也有很多网上舆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李光耀从早期的反共到现在的拉美国制衡中国,并看不到他对中国的善意。

事实上,爬梳历史不难发现,也正是因为李光耀,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才在敌对了几十年后重新坐到一起,开启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也正是因为李光耀,才坚定了邓小平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并明确指出新加坡经验是可以学的;也正是因为李光耀,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抓住了与东南亚各国改善关系的机会;也正是因为李光耀,才有了今天中新政府间的良性合作机制从中新苏州工业园到天津生态城再到规划中的西部合作的不断丰富和提升。

基辛格认为李光耀虽然是小国领导人,但是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和睿智的思想使其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回首历史,不难发现这一评价并不为过。新加坡从开埠之初那个东南亚海边的小渔村已经发展成为东西方十字路口上为世界瞩目的小红点,当年莱佛士的想象在李光耀治下变成了现实,相应地也赢得了与其幅员和人口严重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作为主要的推手,李光耀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两年前,李光耀先生的背影在笔者的脑海中已经在逐渐朦胧,但是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正能量,并不会随着李光耀时代的落幕而变得模糊。相反,它会在持续的蜕变中变得愈加清晰和成熟,时代的背光里定会长期映射这位瘦削老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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