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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别让“痛痛病”在中国重现

随着镉大米调查的深入,人们深陷不安。5月18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查出重金属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其生产厂家,其中6批来自湖南的攸县、衡东等地。5月21日,广东省食安办又通报检出重金属超标的31批次大米,其中来自湖南产区的最多,涉及株洲、郴州、常德、益阳等多个地市。

现在人们关心的是,镉大米及其他含镉的食品是否会让日本20世纪30年代绵延至60年代的“痛痛病”在中国重演。尽管相关部门表态,认为中国的镉大米及其他重金属污染还不致造成重大的灾难,但一些征兆却显示出莫菲定律的轨迹。

首先是,镉污染源来自何方现在没有明确的调查和定论。镉污染被认为有两个来源,一是工业污染,另一是磷肥滥用。现在,政府部门倾向于认为是磷肥大量使用造成的,但专业人员的表态却并非如此。湖南省地质研究所教授童潜明表示,部分无污染地区镉超标的最大因素是,耕地大量使用磷肥。专家所指的只是无污染地区大米镉超标的最大原因是大量使用磷肥,但是并没有包括污染地区。

现实的情况是,出现镉大米的地区工业污染非常严重。在湘江流域内的郴州、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地,涉及重金属污染的大中型工矿企业已达到1600多家,工业废水和废渣大量排入湘江。查出镉大米的衡东县东洋米厂位于衡东大浦镇,仅这个小小的镇子就聚集了10多家化工和有色金属企业,而且部分企业经常趁夜排污。

同时,湖南省环保局的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水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在工业污染中的重金属污染中,汞、镉、铅、砷分别占全国排放量的54.5%、37%、6%和14.1%。从2000年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国内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如此严重的污染不能不说与当地大米中的镉无关。

既然有污染源,就应当有监管,但是,对于大米中的重金属含量,当地从来没有监测。一些官员也私下承认,尽管衡东是重金属污染重点区域,但以前衡东的大米从来不检测重金属含量,这里重金属超标各方都心照不宣,谁去真正关注这个事?另一个不检测大米重金属的原因是,国家大米检测体系中缺乏重金属检测相关标准,省级以下质监部门也没有重金属检测设备,对大米的检测更多的是侧重于大米的外观和微生物指标。而且,中国没有一个部委负责监管土壤污染。今年初,国务院将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的设立从2015年推迟到2020年。

正是因为监管的缺乏才使得镉大米通行无阻。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镉污染大米和其他重金属污染食品有多少进入市场和人们的餐桌,有多少人成年累月在吃这样的大米而并不知情。现在,政府部门和专业人员都倾向于把镉大米的危害说得很轻。卫生防疫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洞庭湖地区腰腿等骨痛病发病率不到1%,是在一般疾病正常范围之内。

但是,这种估计有几个因素没有考虑到。一是镉中毒的潜伏期最长达20年,现在即便不知实情吃下镉大米的人也处于镉累积和逐渐侵害身体的阶段,不能仅以现在骨痛病的发病率来衡量镉污染的程度。其次,湖南等地的镉超标大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供应到全国多少地方也并不清楚。其三,全国类似湖南镉大米的地方究竟有多少,也不清楚,因为环保部门拒绝提供全国土地污染情况。这些因素注定了公众目前对以镉为代表的重金属和其他化学污染物污染食品的情况如睁眼瞎,后果也难以预测。

然而,根据一些推算,中国有40%至70%的土壤已经被重金属和化肥污染,中国1/10的大米镉含量超标。工业污染严重地区,如洞庭湖区晚稻镉含量最高为每公斤0.76毫克,最低为0.06毫克,按照国家规定,其中41.67%的大米超标。

现在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需要对重金属污染土地有明确的检测和监管,需要对大米的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和监管,需要对过去镉大米的流向进行调查,以对骨痛病易感人群进行预防治疗。否则,日本的“痛痛病”就有可能在中国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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