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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孙晓莉

观点中国:由“经济利益”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引起政府的关注,富士康事件引发社会对劳资矛盾“犀利化”现状思考,这五年工会的作用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孙晓莉:中国现行工会体制成形于计划经济时代,在计划体制下,政府以强大的行政权力抑制了管理者的权力,并协调了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工会的存在并不是为争取工人利益而组建的与资本对立性组织,而是出于政治需要。工会由此进入了国家的行政建制,具有政治化、行政化的特征。

富士康事件、本田事件及其它劳资冲突中我们发现问题的症结是工会,工会急需改革,它已不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倒逼工会转型。2008年中国工会十五大将“坚持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方针写进《中国工会章程》,把维护职能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制度和法律层面的规定赋予了工会有限度的“维权斗争”的合法性,工会可以依照政府认可的渠道和程序来维护工人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会向劳工组织的回归。

观点中国:工会如何在主动为工人维权方面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孙晓莉:工作定位要转型,即由“丰富生活”转型为“维护权利”。实现工会组织的转型,必须使工会成为一个独立主体,赋予工会独立代表劳方利益的资格。换言之,就是解决工会到底站在谁的立场,维护谁的利益,为谁说话和为谁办事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就可操作性而言,工会独立性建设还不可能抛开现有工会系统另起炉灶,可行的方法是企业的工会领导成员必须通过工人民主选举产生,杜绝行政任命或资方委派工会主席的现象,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允许工人自行建立基层工会,按照《工会章程》和《工会法》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不受企业行政系统干预,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人利益。

例如,《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换句话说,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合同,必须履行两个“通知”的程序。这项规定赋予了工会监督的权利,从程序上保障了工会实施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监督。但在实践中,用人单位在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很少将理由告知工会,工会的这个作用,工会、劳动者了解的也不多。

《劳动合同法》规定,在县级以下区域内,建筑业、采矿业、餐饮服务业等行业可以由工会与企业方面代表订立行业性集体合同,或者订立区域性集体合同。因为这些行业往往聚集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于这些劳动者接受的教育较少,维权意识较差,在劳资关系中往往处于被动。目前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关于工资、劳动条件和劳动保护等没有统一标准并且差异很大,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当劳资双方对于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产生争议时,能重新协商的要重新协商,无法重新协商的应当首先适用集体合同。但现状是,签订行业集体合同的情况很少。

我国的《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都规定了工会在集体合同制度中要代表工人的经济利益。但在集体谈判实际推行的过程中,一些工会并未能摆正自己在集体谈判中的法律地位,颠倒了主体与代表的关系,致使集体谈判或难以推进,或徒有虚名。为此,需要积极推进劳动关系的三方机制,工会作为三方机制的主要参与方,要通过集体谈判解决劳资领域存在的问题。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和产业中,适时推进区域性、行业性的集体协调谈判,扩展集体谈判的范围,体现工会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集体身份,使工会维权主体的地位得以体现和保证。

工作重心要三抓,即“抓小事”、“抓平时”、“抓关键”。

抓小事,就是要积极处理好个案。一些看起来很琐碎的小事可能才是真正关系到工人切身利益的大事。

抓平时,是指工会平时就要主动协助解决好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不能等事情恶化到职工要采取过激措施了,工会才出面。

抓关键,则是指在处理敏感和棘手问题时,工会要主动发挥积极的作用。

观点中国:胡锦涛主席曾经说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在现实中,它更鲜明的体现在一些新生代农民工以及“农二代”与城市的融合问题上,这五年间国家也提出了大量的政策来积极扶助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这五年农民工的地位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孙晓莉:国家政策上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政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出台原则性文件的同时,关于农民工养老、医疗、工伤保险的具体法规政策也纷纷出台,对解决农民工工伤、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于农民工对于城市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更多的承认和尊重。取消“农民工”称呼的建议经常出现。

观点中国:您认为有何好的方法来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和城市的矛盾?

孙晓莉: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年纪轻,而且缺乏务农经验;对农村的情感较少;受教育水平较高;绝大多数没有结婚,因此也没有家庭经济负担,他们的父母也有了更好的经济条件;他们外出不只是为了打工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改变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享受市民权利。

这些新生代既有可能像第一代那样到了一定的年龄重新返回乡村,又有可能会长期留在城市。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对农村的依赖不那么强,而对城市也没有建构成强有力的社会认同,更没有形成确定的城市化预期。从这个层面上看,他们是半城市化的主要人群。

第一,社会政策的整体改革。

如全国实行居住制度。 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一方面像城市居民一样会遭遇工伤、疾病、失业等风险,另一方面又因地方政府制定的种种政策障碍而被置于边缘化的境地。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使绝大多数农民工,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在法律上不能得到城市永久居住权;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常受到歧视性对待;遭遇到各种风险后只能靠自己化解。大多歧视性政策都是依据户口登记地而针对不同人群实施的。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必须取消,以实现农民工和市民的真正公平。当前一些城市虽然也推行了居住制度,但是并没有完全剔除身份功能,还是有区分地对待不同的人口,并且给农民工设置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门槛和障碍。这样的制度只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推行,才有效,否则,局部的改革往往难以克服整个体制的弊病。

以改革财政收入和分配体制为核心,全面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前中央也出台了一些社会政策,试图给予农民工一些平等的机会,但由于现行的教育财政体制以及政绩考核体制削弱了这个政策的效力。

第二,维护基本权利,实现人权的基本平等。

农民工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享有与其他工人阶级相应的劳动权、组织权、居住权、休息权等相应的公民权。但是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农民工却是工人阶级中最为弱势的群体,他们的公民权利屡屡受到侵犯,典型的如拖欠农民工工资、居住权得不到保障、超时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资、劳动条件恶劣甚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第三,重视心理疏导,让阳光照进现实。

新生代农民工的现有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血缘、地缘关系的网络,而来自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等三大部门的支持力量却是非常薄弱。在择业、就业上,亲属、朋友、同乡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且在城市生活过程中,碰到困难,最先求助的对象主要还是亲属和朋友等。但是,仅靠这种单纯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关系网络”是远远不能适应城市生存环境的。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从心里非常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接纳,但农民身份又使他们在面对城里人时往往显得非常自卑,甚至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况。来自城镇居民的偏见和歧视很容易引起新生代农民工的强烈心理反应,直接伤害他们的个人尊严。这种压抑的心理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会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中这样说:在富士康多次跳楼自杀的事件中,当事人的年龄大部分都在18到25岁之间,这已经是全新的一代。新一代的年轻人更多开始为自我实现,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繁重工作压力下更容易失望,甚至绝望。在富士康深圳公司,一个人员高密度企业,梦想自然就会被挤压,社会心理的问题也就孕育其中。

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不能建立在自发编织的基础之上,而必须通过社区工作者的努力,调动社区各方面的资源,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整合社区的力量,积极推动社会支持网络体系的构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透过社区教育的工作原理与方法,指导企业如何处理新生代农民工进厂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把他们组织起来促进和引导这个过程。如策动企业、社区、组织和个人联系起来,采取多种形式,协助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和社区重新建立起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自己,服务社区。只有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记者/杜雯 蔡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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