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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抵过?

“花了110亿美元,美国高铁仍落后中国。”也许是某外媒几天前的报道,激起了一些中国人的“自豪感”,在最近几天的舆论场上,再度出现了一波重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呼声。这种近于要求“翻案”的论调,掀起了激烈的争议。

第一个公开重估刘志军的,是职业投资人@某男舒立。这位常年翻滚于证券行业的金融人,听闻京沪铁路再盈利的消息,不失时机地发声:“刘志军贪了多少钱不重要,他打造的高铁改变了中国。中国真正的高端制造业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高铁了,话说回来,你把刘志军贪掉的钱拿去买也买不来。中国的高铁还改变了中国的国力。历史会给刘志军一个公正的评价。贪钱,还能办成大事,也是牛人。”

将中国高铁的成就归功于刘志军,这种论调立马获得不少追随者。网友@zhuifeng33也认为刘志军功能抵过,他甚至从以前的媒体报道中摘引出了一段往事,用以佐证刘志军是一个“好人”——“每次新高铁线修成,刘志军都是亲自坐在实验车的车头,把车速加到最高限,一旦有任何问题,他是头一个出事的。这年头,还能去哪找这么玩命的贪官?换谁去做铁道部长,都不会像他这么干。”

除了感叹刘志军对中国高铁的贡献,更有人认为,清廉的庸官还不如能干的贪官,做出实事才是王道。持此论断的网友@幸福老虎777,将“在其位谋其事”当作评判官员优劣的唯一标准——“庸官太多才是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当官不是比谁更穷,有破有立、有作有为才行。占着位子就得干事,就得给大众谋利。如果真做到为官一方造福一片,宁愿分一杯羹给这个官,得到应有的金钱奖励,总好过那些在官位上蹉跎无为度日,将来抬屁股走人啥也没留下的清官。”言外之意,留下“高铁政绩”的刘志军,远比某些碌碌无为的庸官有价值。

正当此类呼声在微博此起彼伏时,@新京报评论扛起了正本清源的大旗。昨日,该报刊出了两篇评论文章,反驳“为刘志军平反”论调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中国高铁不是刘志军的贡献。”在12日出版的《新京报》上,财经作家@叶檀单开门见山地下结论,率先破除了为刘志军平反者的立论根基。这位财经评论员认为,中国高铁是市场大环境推动下的结果,而不是刘志军、王志军、李志军等个人就能实现的成果。@叶檀称,为解决资金难,铁路部门曾推出一系列举措,比如铁道债的发行等,但那都是民间财富的转移,与其“感谢”刘志军的贡献,不如感谢“沉默的大多数”所承受的巨大付出。她还在文中反问:“如果没有刘志军,中国的高铁就不存在了吗?有没有可能效率更高、发展速度更快?”

虽然这些设想无法验证,但仍不失可以想象的空间。如果将发展高铁这种国家行为归结为某个人的功绩,未免过于片面和不客观。在众所周知的贪腐形象之外,刘志军即使确有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魄力,也不能忽略原铁道部员工、民间财富的支持。将历史功绩归功于他一个人,这无疑是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表现。

至于社会上为何会时不时出现“为刘志军平反”的调调,新京报自己的评论员@西坡撰文给出了解答——“为刘志军平反”之说,其实暗含着一种危险的潜台词:世界上只有两种官员,一种是大胆作为的贪官,另一种是碌碌无为的清官。正是基于这种意识,一些人才不无后怕的感慨“幸亏当年有刘志军”,有些人甚至罔顾其贪赃枉法之实,动情地把刘志军描绘成“一心一意为高铁”的英雄形象。

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下,贪腐事实被有意模糊,却刻意放大了贪官的作为,好像功过之间能够任意抵消。即使刘志军有作为,@西坡仍然认为刘志军这种作风剽悍到不被规则约束的“干将”,对高铁的发展绝非有利无弊。@王兴律师v隔空接话,举出其中弊病:“固然高铁建设速度惊人,跑得够快,但这高铁的质量、安全放心吗?腐败造成多大的资源浪费?征地损害多少公平和私权?”

中国高铁并非一个人的贡献,即使刘志军曾经有不小的功劳,也不能抹去其贪赃枉法的事实。在党纪国法之下,没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也没有功过相抵。基于此,@陈地苏要强调是非混淆的错误所在:“所谓的‘将功补过’或‘功过相抵’,这种想法完全反法治。‘功’与‘过’如何计算、如何量化,如同密尔的功利计算一样,不能防止不确定因素。法律调整的是行为,而且是就事论事的单独行为。贪污是一码事,造高铁是另一码事,怎么能够互相混淆,顾左右而言他。”

如今身在高墙之内的刘志军,假如听到此类“平反”论调,不知会不会影响其“改过”?但毋庸赘言,刘志军最后写在史书上的绝不是“高铁功臣”四个字。经过这一场纷争,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做出总结陈词——“要发展就要用能人,能人就可以坏些,这种观念完全不对。如果坏人能力强,更可怕。能力强也不能胡来,本事大也不能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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