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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减速 昭示几个拐点

据报载,今年前两月,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京、沪、浙、粤的工业增长率全都低于5%,深圳工业甚至出现了建特区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舆论纷纷以“最为严峻的下行态势”、“频亮警报”等等来形容工业生产、外贸出口、财政收入的减速和下滑。

显然,在全球经济复苏“道阻且长”的大背景下,中国也难独善其身。当前,欧债危机尚未化解,美国经济欲振乏力,联合国《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认为,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上“蹒跚前行”。

经济减速,有人归咎于货币政策“转向”太慢,建议尽快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近年央行为抑制通胀而采取“超高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实际负利率”的政策组合一直饱受争议,适时适度做出预调、微调势在必行。然而,经济减速有其深刻的历史、结构和体制根源,不是货币政策就能扭转乾坤。

从历史来看,当前的减速不应简单地视为周期性波动,而应判断为结构性的改变。在经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下,庞大的基数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的增长幅度,都必须耗费更多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甚至要付出更大的环境代价;昔日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经济结构已难以为继,经济减速势所难免。增速的适度回落,正符合“以速度换取质量”的宏观调控预期方向。

从结构来看,当前的经济减速是过度依赖外需维持高速增长的拐点。“金融海啸”过后,欧美经济陷入衰退,消费持续低迷,“东方储蓄生产+西方借贷消费”模式的全球化进程戛然而止,全球经济步入痛苦而漫长的再平衡。正如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近日所言:“大规模制造和大规模出口的模式已经不能再去依赖了,必须画上句号。”

从体制来看,这次经济减速还标志着现有体制所能容纳的增长已到临界点。前几年,为应对外需萎缩,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宏观政策刺激内需,包括投放巨量信贷、政府投资基建、鼓励家电下乡等等。在“有形之手”的强力干预下,终于成功“保八”;但这种干预也产生了后遗症,包括流动性泛滥造成通货膨胀、地方融资平台积聚金融风险等等。更重要的是,一轮“大干快上”之后,供给快速扩张,而外需依然萎靡、内需增长缓慢;当刺激政策渐次退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必然造成经济减速。

基于上述分析,当务之急并非如何设法“刺激”经济回升,唯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才能抵抗“硬着陆”的风险。比如,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点约束行政干预,保障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通过大规模减税和财税制度改革,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并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通过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让资金能真正配置到实体经济,尤其是效率更高、创新能力更强的民营经济……

纵观历史,每次经济减速都是调整经济结构、深化体制改革的契机,而且大减速往往能触发大调整、大改革。这一次,但愿不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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