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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宗法定强奸案看女性与法律

一宗法定强奸案

1978年6月3日,美国青年17岁的迈克尔和两个朋友偶然碰到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的16岁少女莎伦和她的姐姐,并一起去喝了酒,酒后迈克尔和莎伦离开大家去公园拥抱亲吻,并发生性关系。

按照加利福尼亚刑法规定,男性与未满18岁的女性非暴力性交的,构成法定强奸罪,须承担刑事责任,即使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也不例外。迈克尔遂即被指控犯有法定强奸罪。而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则规定:“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拒绝给予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的法律。”迈克尔据此认为,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关于法定强奸罪的规定,违反了男女两性平等保护的宪法原则,因而该法是无效的。显然,如果最高法院最终认定加利福尼亚州法关于法定强奸罪的规定无效,迈克尔就可以逃脱法律的追责。1980年,该案件提交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通过中度干预审查,决定支持州法合宪并承认性别差异,理由是法规可以帮助国家实现防止少女怀孕这个重要目标。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支持加利福尼亚州的法规。然而,投多数票的法官不能为他们的决定提供一个案件本身合理的理由,而强调国家的目标,因此,该决定被认为是相对多数票胜出的裁决。

投多数票持赞同意见的5位法官,他们做出决定的主要理由是因为未婚少女有了性行为就已经面临怀孕的重大可能。法官在书面意见中写道:“法律保护女性防止性行为以及因此带来的怀孕,少女在身体、情绪和心理后果上的伤害尤其严重。因为实际上所有重大的伤害和明显的怀孕后果都由少女承担,法律的实施仅仅用来惩罚因他的行为承受较小后果的行为。”根据法院的意见,与少女相联系的危险和后果,已经具有对她足够的惩罚,男性则不需要因为性和怀孕而面对身体、精神和情绪上的风险。因此“对男性施加刑事处罚是必要的,以在性的基础上实现大致平等地惩罚。”法院以法律有助于国家实现防止少女怀孕这个主要目标,因此主张法定强奸罪没有违反保护平等的宪法。

投少数票持反对意见的4位法官,认为法庭支持法定强奸罪的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大多的理由是肯定预防青少年怀孕的国家目标,并没有对加利福尼亚法是否真正存在性别歧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进行仔细审查。他们质疑一个性别歧视法,实际上是不是能够减少少女怀孕率,是否与政府目标有联系,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性别偏见法对这种预防有益。

女性与法律 女性主义法学

法律主张人人平等及男女形式平等,但是,男性与女性的确存在差异。在法定强奸案中,对男女的伤害决然相反,那么法律是应该相同对待还是差别对待,或者说,对男性单方面的惩罚是否可以与性别平等原则相协调。女性主义法学包含很多建立在性、性别和权力基础上并与法律制度相联系的不同学派,不同学派看待问题的方法不同。

女性主义法学是有关两性政治、经济、社会平等的法哲学。作为法学流派之一,以其独特的方法论剖析法律问题,用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历史、文化、社会现象,从而展现出与以往法学理论研究的不同进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端于美国以来,女性主义法学至今已发展为一个较有影响的法学流派,女性主义法学在不同阶段,其理论和方法也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女性主义法学发源于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与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相呼应,强调平等、权利、自由和解放,认为社会性别并不重要。约翰·穆勒是第一阶段女性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认为法律迫使一种性别从属于另一种性别,解决妇女从属状况的唯一方法是男女平权。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区分了性和性别的不同:性是生物和自然意义的概念,性别是对自然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性,反对以男性价值观为标准的平等观,这些价值观包括理性、分离、权力、主动进攻性和独立自主。代表人物凯瑟琳·麦金农认为,法律具体化地表达了男性的统治,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披着公正、客观、理性的外衣,以没有任何性别不平等色彩的语言掩盖了渗透于其中的男性结构和男性标准。麦金农认为,如果社会结构对妇女不利,那么女性主义法学就应该承担起改变社会结构和制度的任务。国家权力不是中立的,而是男权制在政治上的体现。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目标是解构现代性或称为后现代,拒绝只存在两性的二元模式,主张性别身份和特征的系列性,在性别观下不存在自然的性别,性和性别只是一个仍处在讨论中的文本上的表述,与性、性别的划分不同,主张“做人”,女性首先是做人。这个阶段的女性主义法学关注男性和女性性别在实际建构和运行上如何不同,如对迈克尔案的争议中,认为司法和国家在建构与运行上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不利于对女性违法行为的矫治。

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法定强奸罪

后现代女性主义法学以独特的性别视角批判性地看待、质疑问题,在对迈克尔案件的争论中,女性主义法学主张加重惩罚女性以预防伤害,以表面上对女性不利而又极端的方式表达着对女性的保护。也许何种具体主张并不重要,而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和思考的理由、方法具有启发意义。

德路希拉·康奈尔认为,法院拒绝审查对女性具有伤害的法律,而支持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定强奸罪,而这个支持违背了性别平等原则。迈克尔案中,最高法院用少女怀孕的事实和伤害来回避对性别问题的仔细分析,回避对怀孕女性方面的原因作仔细的审查,受到置疑的法规在强化这些危害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认真检视。法院更多地考虑在过去20年少女未婚先孕成倍地增加,对于母亲、孩子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医疗和经济上的负担,少女妈妈需要更多的政府福利、将面临不能继续完成学业、无经济能力继续生活的窘境等问题。由于不是合法的婚姻家庭的子女,因此,他们需要由国家提供监护。法院的这个论证强调了帮助国家预防少女怀孕的目标,性别偏见支持法定强奸罪。为了通过服务于政治目标的中度审查,将该案的分类标准看成是帮助州政府实现目的。如果把性看成肮脏,那么男女都是可耻的;如果看成愉悦,那么双方都无可谴责。貌似不惩罚女性的法律鼓励性地指导、建构着女性的违法行为,违背了法院秉承的对少年的矫治宗旨。

法律鼓励少女怀孕吗?这与法律本身的目的相悖,法律显然不能鼓励女性怀孕。在迈克尔案中,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大的伤害是一个理由,但不是一个赋予女性根据自己行为后果作出判断和选择的理由。父母会允许女儿从事对她有害的行为吗?法律会对有害于女性的行为给予特殊的保护?应该支持的是:对女性一方处以比男性一方更重的惩罚。法律旨在预防少女参与对其有害行为,而最高法院为帮助国家实现预防少女未婚先孕的理由便具有逃避性、危险性。

法律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预防婚前性行为减少未婚妈妈,而如果法律对于未婚先孕的女性处罚较轻则客观上会纵容这种不良行为。正如大法官约翰·保罗·斯蒂文斯指出的,如果刑事处罚的目的是威慑导致怀孕的行为,那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因怀孕可能受到更大伤害,就是她受到惩罚的理由。温迪·布朗提出司法中存在来自国家的伤害,要求国家提供对女性的保护,反而却增强了对女性持久的不平等。

后现代女性主义法学者认为,最高法院在歧视确实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未能把怀孕或其他伤害看成是性别歧视,在歧视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却把怀孕或其他伤害看做是一个理由,以此来证明不同待遇的合理性。

法律到底何时应该以平等为标准,何时又以差异为标准而不是歧视,是一个永无答案的问题,不同流派有不同的结论,但不影响思想的价值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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