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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变局中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将改革进行到底”系列述评

章玉贵(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3年有可能仍是全球金融局势极为诡异的一年。

从2012年的重大国际金融事件背后的动因来看,无论是困扰欧元区17国的欧债危机与欧元体系危机还是玩得全球各国心跳的美国“财政悬崖”,本质上,既是雷曼兄弟之后崩溃引爆的全球金融动荡及“达尔文主义”式冲击在这一年的持续表达,也是作为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设计者与主导者的美国,利用美元本位以及核心金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为维护其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优势地位而有意为之的战略与战术动作。

细数命运多舛的欧元,自诞生以来大概一共也只有那么三、四年的好时光。2008年10月以来,欧元体系实际上就进入了动荡周期,几次濒临崩溃。一如以往,2012年,欧元区17个成员国的领袖们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求解主权债务危机中,只是一年努力过去了依然收效甚微。笔者一直在纳闷:云集了最多经典资本主义国家的欧元区,既不缺历史底蕴,也不缺政治家与大牌经济学家,经济基本面也没坏到哪里去,为何在欧债危机面前迄今尚未找到集体行动的逻辑?也未找到解决欧元危机的钥匙?莫非这真是今日世界的一大经济之谜!面对集体无策的窘状,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开具了建立欧元区中央预算的药方,欧洲央行和欧盟启动的欧洲稳定机制也在不遗余力地工作,只是所有救助药方,均需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资金从哪里来?是吃各国经济的老本还是借本国子孙的新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厘清:作为欧元区内最具救助实力也最具经济理性的德国,会拿国运做赌注来帮助那些千疮百孔的欧罗巴兄弟国家吗?

其实,欧债危机乃至欧元体系危机,既是当年雄心勃勃的欧陆国家试图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强化自己在全球顶层分工地位过程中的一次不太成功尝试的代价,某种意义上也与美国高明的国家竞争战略不无关系。当美国发现,欧洲这个经济伙伴与竞争对手不仅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更多国际经济责任的时候,于是,限制欧元在全球支付体系中的份额,运用综合力量击打工具削弱欧元影响力显得尤为迫切。偏偏美国对欧元设计存在的固有缺陷一清二楚,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济学家就货币与财政政策分离情况下的经济对策提出最优解。而美国正好利用发端于本国的这场金融危机,通过极为畅通的金融传导机制在欧洲产生了“达尔文主义”式冲击。由于希腊、西班牙等薄弱链条的拖累,使得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的欧元区经济在应对危机冲击时显得异常脆弱,且有着悠久“同床异梦”历史的欧洲在重大集体行动中很少能够做到铁板一块。于是,曾被寄予厚望的欧元,在高盛、标普等冰冷手术刀的改造下,终于演变成为欧陆经济的最大“短板”。

显然,这个世界上,把金融这个主宰全球战略资源分工的切割器玩得最彻底也最无耻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事实上,1944年以来的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史已经证明:美元本位是美国难容别国染指的“高边疆”。这些年来,为保住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继续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美国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甚至战争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的现实挑战。即便是面对盟友日本和欧盟,美国也会痛下狠手。

今天看来,掌握金融市场信息与衍生品设计主导权的美国金融资本,在利用各国投资者对其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获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业已成为美国实施国家竞争战略,维持金融领域顶层地位的重要力量工具,进而固化为具有神秘色彩的金融资本力。

对于迄今为止仍是世界超强经济体的美国来说,金融与武力一样都是美国的最后优势,绝对不可失去!某种意义上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其经济政策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或者说是美国主导的机制化霸权下的依附型经济。世人不应忘记,在距今并不遥远的格林斯潘时代,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扩张金融霸权的边界,将各国投资者玩弄于鼓掌之中。这其中,花旗、高盛、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头就是美国用来盘剥弱势国家或者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力量工具。

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要在全球顶尖层面的分工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本国核心利益,就必须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目前,在表征金融竞争力的核心指标体系方面,中国并没有多少值得持续骄傲的资本。我们的银行体系暂时的稳定和经营实力的增强是在竞争对手式微的情况下获得的。尚在发育中的证券市场更是很难经得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冲击。中国尤其欠缺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敢于叫板跨国资本的种子选手。例如,中投由于投资经验和高端人才的欠缺,短期内尚难成为令国际同行敬畏的顶级投资机构;与高盛等国际顶尖投行相比,中金等国内投行无论是在承销能力、高端人才、机制设计和创意乃至全球话语权等方面都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

因此,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确需要类似花旗、汇丰、高盛这类超级金融资本。有了这些金融力量工具,就有可能利用其对全球金融定价和金融系统稳定的影响力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在全球金融面临大洗牌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必须构筑能够全方位参与金融分工的种子选手,迫切需要总结以往金融发展的经验,镜鉴美欧金融业教训,前瞻性地分析全球金融竞争的未来生态,以制度创新和人才培育为牵引,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换句话说,中国在做大金融业体量的同时,亟需画出契合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如何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也就是说必须锻造出类似高盛、摩根大通银行等举世无匹的金融势力。并在巩固传统影响力的基础上,力求在金融创意、机制设计乃至话语权掌控等领域取得突破。目的是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框架下,通过金融业国际化和全球市场联动将行为触角伸到美欧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是要成为维护中国金融主权的力量工具,另一方面是经由市场化操作或者隐形操作形成组合影响力,即中国版的“金融资本力”。

下一步需要思考和落实行动的是:如何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同时要培育大批掌握全球金融符号创意的金融家和金融专才。从长远来看,中国迈向金融强国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但是中国在新的全球金融分工中,能否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既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与中国之间的实力此消彼长程度,也取决于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大小,某种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在这场秩序变迁中,能否造就一大批既懂得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熟练驾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又有很强的国际沟通能力且善于表达中国主张的高端人才。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必须创新金融人才工作机制,完善金融人才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金融人才资源配置机制,逐步实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市场化配置和契约化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利于金融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积极营造有利于高端金融专才来华工作的金融生态环境,早日构筑锻造金融资本力所需要的战略人才方阵,从而有效维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并在全球经济秩序变迁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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