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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棱镜计划折射技术的歧途

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帕提诺23日对外证实,美国“监控门”事件揭秘者斯诺登已向该国提交避难申请。

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后会出现什么走势以及斯诺登的最终命运怎样,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人类文明,主要表现在,人类设计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如何与技术互动,是前者控制后者并促进技术向良性发展,还是后者控制前者而让人类文明走向歧途。人类文明走向歧途的标志之一是,公权力或政府权力通过技术无孔不入地监控公民的一举一动,并维持其专横甚至邪恶的统治。

早在1943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rord)出版《技术与文明》时,就把跨越长距离的瞬时通信归纳为新生代技术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如有线和无线通讯的电报、电话,甚至电影和录音。不过,芒福德凭直觉认为,新生代技术尽管有很多优点,但带来的危险似乎要大于其优点。新生代技术的危险究竟会在哪些方面出现芒福德却没有述说。

29年后,水门事件为芒福德的预言提供了一些证据。再后来,东德用无线电和窃听器等监控1/3的国民,到今天棱镜计划监控所有的公民都验证了芒福德的预言。1972年6月17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顾问詹姆斯•麦科德等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文件时被捕。由于此事,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宣布于次日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窃听器当然是新技术的代表之一,但是,其使用毕竟受法律的控制和规范。尽管此次事件是一次技术对制度的僭越,但结局还是可控的,因为制度控制了技术。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以三项罪名投票通过了对尼克松提出弹劾:(1)尼克松亲自参与和指示其下属对水门事件进行掩盖,对法律的实施进行了有意的阻挠,违反了宪法赋予的职责;(2)尼克松滥用职权,以非法手段对公民进行调查打击,侵犯公民权利,违反了就任总统时的誓词;(3)尼克松无视国会要求交出磁带和其他证据的命令,严重阻碍了弹劾工作程序。

虽然水门事件出现了技术失控的弊病,但文明制度毕竟纠正了这一错误。今天,尽管录音窃听还是一种常规的监控技术,但在互联网和IT技术的全面运用面前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和联邦调查局(FBI)随便就能进入各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调看、复制、储存和监控美国公民和世界民众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这种现代技术的监控已经在绑架文明了,表现在诸多方面。

与水门事件相比,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公民的监控正在摆脱制度和法律的约束。监控事件曝光后,奥巴马曾向民众保证绝对不会滥用监控职权,必会“依循法律规定”行事,若向法院申请授权而未能提供理据,NSA不得监听美国公民的通话。但是,斯诺登曝光的美国监控计划有关密件显示,美国境外情报监督法院(FISC)曾批准NSA可在涉及恐怖主义或犯罪威胁等特定条件下,毋须特别授权,使用及保留“意外”搜集获得的美国公民在本土的通讯资料。但是,FISC的授权内容空泛,监管制度形同虚设,因而NSA其实可以自行决定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监控对象,毋须听从法院或上级机构指示,亦没有足够监管。

棱镜计划同样改变了文明的理性设计,即监控和监督是相互的。尼克松之所以因水门事件辞职,是因为民众还有监督和监控总统的权力,这也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职能的划分和相互监督制约的体现,由此普通民众也能对官员、政府甚至总统提起司法诉讼。但是,棱镜计划体现的只是一边倒的非对称监督,即政府监控民众,由于信息技术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便是技术公司也必须听众政府的指令,于是便造就和促成了一个不受任何监督的终极权力,只有政府能监控公民,而公民无法通过信息技术监控政府。显然,不受监控的权力除了往往是腐败的根源外,还是恶的根源。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监控还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文明的伦理。由于不会使用过去那种人盯人的监控,而且是隐性监控,至少会让监控者不会有羞耻感和罪恶感。而出于羞耻感和罪恶感出来揭秘的只有斯诺登和维基揭秘者阿桑奇这样的极少数人。因此,这种情况能避免像史塔西(Stasi,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监控计划的后果。因为,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都陷入深深的良心自责和伦理失落的打击,甚至有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此外,现代信息技术支撑的棱镜计划更具有效率,能够将每一位公民都监控起来,远远超过史塔西的监控。在史塔西最为厉害和有效时候,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监控),远比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高得多。这也意味着,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监控之下。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但是,棱镜计划只需要为数并不多的人,操控各大网络巨头和各大手机服务和运营商就可以轻松监控每一位公民。这让东德的监控1/3有国民相形见绌。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监控除了更为有效外,也更为隐秘,而且信息技术越先进,公民的隐私就越危险,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监控中但并不知情。于是,人们会把这种非法的监控当作生活的常态。棱镜计划曝光后,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华盛顿邮报》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6%的美国公众支持NSA的电话记录行为,而41%的人不支持;62%的人认为愿意放弃隐私而让政府去寻找恐怖分子,而34%的民众认为隐私不可侵犯。

尽管为了捕获恐怖分子而让生活更安全是公众让位自己隐私的一个理由,但另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政府一直都在监控大多数人甚至每个人的电子邮件、手机和网络活动,公民同意与否也已没有关系了。这正如自己寄给别人和别人寄给自己的一封信被拆封和复印后,但又还原得天衣无缝一样,让寄信者和收信者都看不出来。电子邮件正是如此。公众不同意这样的监控似乎也毫无办法。

所以,政府和信息技术的研发者、经营者勾结起来,世界上所有人都被监控,谁人能逃出政府监控的彀中?这会是公众所需要的技术和生活吗,也是技术必然将促成的一种人类文明吗?如果是,则信息技术对公民造成的危害是否更大?如果不是,则必须重新进行制度设计以改变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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