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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给中国带来哪些长期困扰?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年来,全国二孩的生育数量低于预期。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超1750万,相比2015年的出生人口1655万,仅仅增加了95万;相比2014年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也只是增加63万。持续的低生育和少子化已经成为人口新常态。2010年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是1.18,2010-2014年平均只有1.2,201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发现: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令人吃惊的1.05。不管对低生育率如何争论,中国进入低生育率时代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

根据以往的经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和人口已经进入“极晚婚—极晚育”和“生育意愿较低—生育成本很高”的婚育模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和单独一孩政策的效果不会有本质的区别,都不会改变低生育率格局,都会遭遇“遇冷”的理性反应。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面二孩政策虽然从字面上看与单独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不同,但由于非独夫妇集中在1980年以前,60后、70后绝大多数已经错过适龄生育的时机,处在想生而不能生、想生而不敢生的窘境,而80后、90后也处于能生而不想生、能生而不敢生的纠结状态。例如,辽宁省2016年初的调查发现,在全面二孩的目标人口中,只有13.7%有生育二孩的计划,80%没有想法,6.8%想法不确定,按此推算,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至多不过20%,意愿生育水平在1.0-1.2之间,而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

婴儿潮只存在于1970年代之前的历史记忆中,事实上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早在1990年代初就进入了低生育时代。扼要说,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共同促成了持续的低生育率格局。低生育率有着看不见的内在趋势,即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不敢养孩子。

首先看生育意愿。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属于前计划生育的传统中国,1970年代初以来,因为计划生育的长期影响,传统的具有个体自主性和家庭选择性的传统生育文化已经从根本上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独生子女为主体的生育文化。大家已经普遍接受只生一个的生育观念和生活方式。现在的生育主体已经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新生代,中国父母人口的生育意愿可以说是一代弱于一代,80后弱于70后,90后弱于80后。长此以往,中国将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渐行渐远。

根据《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华中南地区育龄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08个,西南区、华东区和华北区都在1.94-1.95个,而东北地区的生育意愿仅为1.76个。有调查显示,东北人最不想要二胎。2014年底,吉林省87000余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妇中,仅有6225对提出再生育申请,占7%左右。根据很多调查的估计可以看出端倪:我国已经形成比生育政策更强大的低生育文化——从“要我少生”转变为“我要少生”。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意愿生育水平(理想子女数)大致稳定在1.6-1.8,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生育文化和生育意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只生一个、优生优育的想法非常普遍,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

其次看生育成本。因为生育成本等因素的作用,从生育意愿到生育行动又会打许多折扣,例如生育的经济条件、住房条件、人力资源和时间精力,实际生育率估计不会超过1.5,低生育率的状况很难改变。大城市之所以出现超低生育率,一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因为生育成本的影响。直接的抚育成本和高昂的机会成本叠加在一起使得不少年轻父母在二孩生育面前望而却步,想生不敢生,害怕做房奴和孩奴。

中国人活得累世人皆知。 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城市平均房价已上升至1,840美元/平米,相比之下,美国平均房价1,420美元/平米。不过,根据世界银行去年公布数据,中国人均收入7,380美元,美国人均收入55,200美元,两者相差8倍。城市养育孩子无一例外地进入了精养模式,要将一个孩子培养成人可能需要上百万甚至几百万。根据国内大样本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调查发现,目前经济状况是家庭考虑是否生二孩的第一条件。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80后”年轻人大多表示孩子教育、医疗成本过高,不会轻易考虑生育二孩;一线城市富裕家庭以及三四线地级市和县城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则相对略高。有80后独生子女感叹:“过去养四五个,也就是添张嘴添双筷子,现在却养不了两个。如今时代变了,养个孩子太贵,尿不湿、奶粉不说,一上学,又是补课费又是课外班。”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而社会的发展只会使得家庭的养育压力不断推升,从而使得整个中国社会掉入更深的低生育陷阱而难以自拔。

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将受到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以及人口结构失衡等人口大势的长期困扰。当下的中国需要担心的是生得太少而不是相反,人口治理思路和方式也需要尽快从出生人口控制中摆脱出来,以日本为借鉴,制订“少子化中国”应对策略。从长远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关键是要重建已被破坏的人口生态。首先要重建人口和生育的价值,跳出超低生育率陷阱;其次要重建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文化和环境,倡导2-3个孩子的“合适之家”;再次要彻底开禁生育政策和完善社会福利,变惩罚生育为鼓励和奖励生育;最后要打造人尽其才的激励性和包容性社会环境,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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