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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石沉海”后的乡村治理现实

浙江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人钱云会很可能像官方所称的那样,死因纯属意外。但湖南小组长周炳文被绑架沉海,却已是一桩坚硬的事实。他们二人的区别或许仅仅在于,当钱村长倒在车轮下,他再也不可能开口说话,而周组长则在绑石沉海之后侥幸逃生,因此有机会向公众诉说他所遭遇的一切。

湖南永州冷水滩区凤凰园梧桐社区竹塘小组组长周炳文,因举报同组村民熊运军违规用地,在一个月前,被熊运军绑架至福建石狮。熊运军把周捆住后,挂上石头推入大海。周炳文幸运逃生并报警。随后,熊运军被福建警方逮捕。据《新京报》报道,2007年起,熊家拉拢外地老板,开始在集体的土地上非法搞“商品房”开发。作为冷水滩区竹塘小组组长的周炳文,从2010年开始举报这一违规占用土地事件。从2011年3月份起,举报引起重视,永州市国土局开始不断查封和阻止熊运军的房产项目。据周炳文说,为此,熊运军对他记恨在心。

看起来,这一事件的确与政府部门相关。比如熊运军在集体土地非法进行房产开发,到底有没有经过什么程序,又为何多年无法查禁,需要存疑。而周氏自2010年的举报为何迟至一年后才引起重视,相关部门对熊氏明显违规的做法,为何只能是“不断查封和阻止”,同样让人生疑。但在另一方面,若说是由于政府力量或作为的缺失导致了这起恶性报复案件,却失之偏颇。永州市国土局冷水滩分局负责人所说,这个事情非常复杂,牵涉五十几个小股东,而且这些人也在上访,要求把房子建完。实情究竟如何,看来还有待细细查考。

一个蓄意要把人沉入海底的案件,其实仍旧发生在最真实的乡土之上。政府国土部门对熊氏违法事件无法真正查禁,不仅因为那些股东“也在上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熊家在村里很强势”。前者表明,在某种维稳压力之下,相关部门的依法治理有时也只能是畏首畏尾;后者则表明,农村的家族势力仍旧成为依法治理的障碍。这是不得不承认的乡村现实。

更具乡土社会现实特点的地方还在于熊运军的弟弟解释其兄违法用地原因时所说的,“村里本来就有惯例,集体土地谁占了,就归谁用”。而事实上,周炳文之所以进行举报,熊氏违法用地并非直接诱因。周炳文称:“熊租了集体的厂房,每年租金1500块。”作为组长,周炳文去讨要租金,但熊运军不交,于是周氏就举报他占用集体土地开发房地产。前者无疑表明,哪怕集体土地严禁用来进行房产开发的要求三令五申,“集体土地谁占谁用”的惯例仍旧支配着乡村的惯性。后者则表明,政府只是乡村人士在乡土治理不足以解决问题之时才会想到要利用的力量。

其三,乡村社会结构虽然经过百年来的变迁已经解体,但仍受制于以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地缘性和血缘性极强,与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相比并没有发生多少实质性改变。与此同时,现代的乡村自治格局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对政府及法治的信仰同样没能迅速补位。由此带来的是乡村社会治理力量的不足,以及向某种丛林社会或社会黑化的退步。这的确是乡村法治建设的复杂之处,亦成为永州这起恶性报复案真正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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