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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发烧一天花一万多”谁之耻

2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联组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透露,去年一年中国输液用了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个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3.3的水平,他说:“过度用药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人大常委程津培还举了一个例子称,他见过一位儿童发烧看病一天花了一万多。(12月25日《长江日报》)

过度用药、收取天价医疗费的病根在于过度医疗。什么是过度医疗?它指的是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违背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它也是与道德相违背,是法律及相关制度所禁止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一个正常的医疗系统内,不应该存在,或者说不应该允许过度医疗存在。但时至今日,“过度医疗”却一再盛行与泛滥,病根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有医疗GDP经济,就会有“过度医疗”盛行。前不久,一位在广州行医20年的医生徐先生就曾这样向媒体透露,GDP攀比之风,在医疗行业同样存在,“热情”程度甚至到了讲业绩高于为病人着想的地步。医生不能完成经济任务指标,一年警告,第二年换岗。他说:“医院领导要升官、下面各级要升职,业绩都是响当当的理由。医院医生都带着这样的经营压力来给病人看病,他开出的处方怎能做到廉价,不开高价药他能完成任务吗?是为病人着想还是保自己的饭碗?每个医生心里都有杆秤。”他认为,医院要追求业绩,任何监管防线都会破。

在医院围绕着GDP为中心运转,管理者的野心在不断的攀比中走向膨胀,在小医院想扩张成大医院,大医院想变身成超大型医院的背景下,医院院长就好比企业的销售总监,医生们则被逼扮演着一种“业务员”的角色。业务量大的医生就是好雇员,那些业务量小的医生,就很容易被视作不称职,轻则只是经济利益受损,重则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医院直接解聘。在这种管理制度之下,医生们会选择怎么做?

一个医疗系统,究竟是以“过度医疗”为荣还是耻?答案应该是无比鲜明的。但一回到现实中,却未必是如此。今天,在相当多的医院,还存在着“谁能开大处方?大检查?能想办法让病人花更多的钱。通过过度医疗为医院创造更多的经济收入,就能获得来源于管理者的肯定及嘉奖,被视为工作出色”的荒唐与尴尬。反过来,那些坚持按照医疗原则,不愿意这样干的医生就经常被视为“异类”,受到不公平对待。

要遏制“过度医疗”盛行,就必须追问,为什么医疗机构及医生们肩膀上的经济压力总是那么大?又应该如何来为之卸压?这就涉及一个养医的问题。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政府一直没有真正给出过答案,最后方才造成了公立医院经营者价值观与管理行为的混乱。至于医生,只不过在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他们一己之力又能改变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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