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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是深化改革的核心价值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7月23日在武汉调研时从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其中提到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本报记者就目前社会不公的现象及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等问题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李佳莉 练洪洋

记者:习总书记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加以强调,其深意何在?

竹家立:我认为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也可以把社会主义称作公正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政策安排时应充分体现公正这个核心价值观,否则社会基础就不稳固,执政的根基就可能不稳定。

中国未来要怎么发展,改革的共识有没有破裂,共识在哪?我提出新发展共识。这个新发展共识就是八个字:公正、民主、民生、和谐。公正是第一位的,没有公正,其他无从谈起。

记者:社会不公的表现,从不同的维度分析有不同的结论,较为集中的指向包括:分配不公、司法不公、城乡不公、医疗不公、教育不公、部门不公等等。您怎样看当前的社会不公?

竹立家:中国社会的不公正程度和转型期相连,而主要原因是权力的腐败。归纳起来,当今社会不公正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第一个方面,收入分配,或者说财富分配。这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据有关报道,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累计占所有家庭总收入0.1%,而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收入却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说明中国的财富处于高度集中状态,一些人享受了发展带来的红利,而另一些人没有。就广东来说,粤东粤西和珠三角相比也差别巨大。

任何社会的和谐稳定,首先与收入、财富分配密切相关。在一个财富分配极度不公的社会,出现社会矛盾与动荡是必然的。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最后通牒游戏”,它说明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崇尚公正的结果。

第二个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公正很重要,法律不公是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是老百姓对社会失望的重要根源。为什么上访事件这么多,就是因为一些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些主持社会公正的机构不起作用,非但如此,甚至因为不给钱不办事,给钱乱办事,把社会搞得更不公平了。

第三个方面,机会平等。社会上所有的人、所有的职业应该是平等的,每个人只要有能力都有机会获得应该获得的权利,因此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是相连的、对应的,不能离开权利平等谈论机会平等。为什么公务员热高烧不退,是因为它手上的权力超大。

只有权利平等的社会,才是真正文明的社会。权利应该是相当的,现在这一块是非常薄弱的,可以说目前普通人的权利有待充实。

记者:那么,保障社会公正的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竹立家:只有以整体主义为指导思想,改革才能取得有效进展,社会稳定才能实现。历史发展到了今天,一些人利益得到了实现,一些人原地不动,一些人急剧下降,也就是说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到了警戒线,非改革不可。但是,改革必须有整体主义思想,而不是从哪个点突破,因为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譬如贫富分化问题,就必须与腐败的整治连在一起。要赋予人民更多权利,公权力腐败才能消除。

我认为,改革要有整体规划,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以前“摸”到市场经济这一块,收获了成果,现在很多问题都清楚了,改革路径清楚了,关键是顶层设计。

记者:先撇开其他改革,针对现已提上议事日程的收入分配改革,您有何建议?

竹立家:收入分配改革,有三条路径:一是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如医疗、教育,让老百姓享受改革成果,过上好日子,不会发生因穷辍学、致病现象;二是下决心做好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必须尽快纳入议事日程。让全民大讨论,集中政界、学界、公众的智慧,取得共识;三是通过城镇化,让农民真正获益,而不仅是开发商、地方政府获益。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有效推进户籍制度,因为户籍与福利制度联系,户籍壁垒不打破,公共福利均等就非常困难;同时要进行土地改革,实现“地票化”,通过土地转移和土地交易,使农民将手里的土地资源变成资本资源,向农民释放大量红利,让土地成为农民的聚宝盆。

记者:普通老百姓与公权部门打交道时,经常遭遇不友好对待,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是否亦与公共机构内的普通职工本身权利微薄有关?

竹立家:是的,别说普通老百姓权利保障不力,公共机构内普通职工的权利缺失问题也非常大。由于缺乏基本的发言权、参与权,许多公共机构基本处于管理层控制状态。而激励机构、责任机构、惩戒机制的弱化,又很难对管理层构成刚性约束,因此造成领导干部权力过大,机构内部缺乏民主气氛,普通职工怨气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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