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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给侧改革 打造发展升级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的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我们所熟悉的需求侧管理,通常通过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进行抑制或刺激,实施“反周期”操作。供给侧管理则不同,它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等结构性特征,操作难度也大得多。

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的视角看,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或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从自然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在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公司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出于对国内供给不足的响应,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爆买”马桶盖。我们以往密切关注的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其实已衍生出“结构化”的逻辑,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才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在现实世界,完全的市场竞争并不能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必不可少。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看,政府实施供给侧管理已有成功经验在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区别对待、重点支持,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实行“定向宽松”,结构化运用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第三,从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的我国具体国情看,客观上也需要实施理性的供给侧管理。在“三农”、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补短板优结构等方面,急需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供给,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和隐患,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由此可见,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造概念,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联系实际的转轨与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搞所谓“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式现代治理,实现中国式超常规发展。换言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以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及管理这五项。历史经验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过程中,对于发展的支撑和贡献明显。在此之后,难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因此,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以科技创新提供“第一生产力”,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打造发展“升级版”新动能。

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约束,包括合理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和精准度;推进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释放科技创新潜力;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改造政府行政架构,转变政府职能,等等。

虽然从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支持之下供给侧实践的“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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