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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死”写入民法典恐为时尚早

4月2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时,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杰、马一德建议,“安乐死”写入民法典人格权编,“经医学界定,无法救治且无法减轻病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实施安乐死”。李杰认为,应该有安宁疗法或者是姑息疗法,人的最终尊严应该受到保护。(4月22日新京报)

安乐死一般是指在病人无法救治的时候实施的一种让病人没有痛苦地死亡的方法。然而,尽管目前,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允许“被动”安乐死。但社会中还是有部分人对“安乐死”持否定观点。作为普通人,对生死观还大多停留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上。知名作家琼瑶在前段时间表明,自己要有尊严地死,她要求儿女剥去爱的外衣,真正考虑父母的尊严和死亡,她的言论引起广泛关注。既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生而为人,应该有权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泰戈尔诗言,“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多年来,呼吁安乐死合法化的声音从未停息。每隔一段时间,安乐死立法就会引发热议。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安乐死合法化仍需要一个漫长而慎重的过程,目前看为时过早。

因涉及法律、医学、伦理、道德等多个方面,安乐死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问题。全球共性的争议在于——人是否有“死的权利”、病人要求安乐死的真实意愿如何评估、作为动态概念的“不治之症”如何鉴定,以及如何避免安乐死滥用等问题。

为此,人大代表李杰、马一德在建议条文中强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欺诈、利诱、胁迫自然人实施安乐死。自然人同意实施安乐死的意思表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由取得安乐死资质的医疗机构予以实施,自然人同意实施安乐死的意思表示可以随时被撤销或者撤回”,“任何组织与个人应当依法严格执行安乐死”。

这些貌似严谨的制度设计,依旧无法应对复杂的现实情况。安乐死需要以严格乃至苛刻的“条件”为前提,而当前如何对安乐死进行准确的技术评估和伦理道德评估,防止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仍是一道难解之题。

当前,我国医疗技术尚未充分普及和高度发展,全民医疗保障体制还不完善,因病致贫的现象并非个案,特别是广大农村,这就决定了安乐死合法化不具备充分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只要相当程度地存在因病致贫现象,安乐死合法化就存在难以估量的风险。

因此,在安乐死合法化问题上,立法的慎之又慎无可厚非。在时机尚不成熟的今天,假如盲目将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造成安乐死的滥用,比如因老人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或儿女为摆脱经济压力而选择安乐死,后果或不堪设想。说永别是人生最艰难的选择,在理论与实践尚未成熟之前,立法有必要保持克制。

人应该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离去,安乐死合法化或许是未来趋势,但这注定是一个漫长而审慎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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