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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靠垃圾箱取暖而被冻死的孩子

11月15日,贵州毕节最低气温6℃。当夜,细雨萧瑟。次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贵州省市警方已展开调查。截至发稿,官方尚未披露死者具体身份及死因。据初步分析,5个小孩可能是躲进垃圾箱避寒窒息“闷死”。(11月18日 《新京报》)

这样的悲怆让人内心凛然。当我们在暖气盈盈的屋子里“吃着火锅唱着歌”,2012年冬夜的屋外果真是“路有冻死骨”。据目击者称5名流浪儿童均是男孩,最大的大概十三岁,最小的约七岁;又据到过现场的目击者描述,事发垃圾箱旁边是一个拆迁工地,“孩子们在拆迁工地围墙里面,用一些写有广告语的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围起来,并在里面住了好几天”。在很多人纠结着儿童奶粉是国产还是进口、学前班是公办还是国际学校的时候——他们的童年,是黑色幽默中的“困难模式”,在喧哗的城市流浪谋生,在懵懂的社会自生自灭。

“北风卷地白草折”。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节,为什么他们只能选择依靠着垃圾箱“取暖”?这个问题指向三个层面:于公权救济而言,城市救助站或紧急避难场所哪里去了?前几日,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民政部要求今年年底前实现城市街面无流浪儿童的目标,目前一些大中城市已经提前半年实现了目标,多措并举解决流浪儿童回家面临的入学、心里矫治等问题。那么,疑似被冻死的这5名少年,何以能“组团”流浪在城市而不为职能部门所“关注”?即便解救回家有困难,寒冷天气下主动告知避寒救济渠道,是难于上青天的权力作为吗?

于社会救助团体而言,扶危济困的红会等组织为何难以雪中送炭?这些天,严寒继续袭击欧洲,部分地区出现历史最低气温,欧洲多国确认致死200人以上。在美国,忙于收拾“桑迪”残局的地方政府应急部门和正与红会合作,在灾区搭建可供取暖的避难所。那么,面对我们的严寒天气与急速降温的气候现状,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未雨绸缪、为什么不能警觉于欧洲的困境而防患未然?当我们的官版慈善组织习惯于“捐给陕西大国企及老干部局万辆自行车”等锦上添花时,能不能真正对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多一些雪中送炭的悲悯与仁慈?

于公民社会而言,理性而有序的私力救济或者仍在成长成熟的路上。5个流浪在城市的孩子——即便是5只流浪在城市的猫咪,“目击者”或所见所闻者并不少,当他们蜷缩在水泥砖与三合板“拼凑”的小屋子里的时候,身边的成人、附近的居民,难道都得在其惨死在垃圾箱后才会掉几滴潸然的眼泪?道德谴责当然是廉价的、也是最轻飘无益的,但如果微弱的人性之光不能在生命的底线之上绽放,一切的价值与情感,没有动人、只有不堪。

如果这5个孩子真的殒命于避寒的垃圾箱,“我们”罪无可恕,“我们”于心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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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16日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名男孩死亡,年龄均在10岁左右。接到相关情况报告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和毕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毕节市立即成立了工作组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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