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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计生规划将推动社会进步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日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对外公布《“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受人瞩目。《规划》针对2020年前中国的计生事业发展制定出明确路线图,其中包括,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2亿人左右,年均自然增长率在 6‰左右,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8 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

在低生育时代,适度的人口增长是可持续人口红利的根本源泉。倘若上述人口目标能够如期实现,特别提升超低生育率,实现总和生育率在1.8以上的适度生育水平,则能更好促进人口结构性均衡发展、互动性协调发展、替代性持续发展,能够更好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无论是适度的生育水平还是适度的人口增长,都是一种理想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人口发展的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8亿人。如果2020年全国总人口要达到14.2亿人,意味着从2016年末到2020年末这四年间,我国人口净增长要达到3729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至少要达到932万人。2011年至2015年全国每年净增人口分别为:644万人、669万人、668万人、710万人、680万人。也就是说,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全国平均每年净增人口在674.2万人,即使是在全面实施二孩政策的第一年,2016年净增人口也只是达到了809万人。2011-2016年,平均净增人口为696.7万人。“十三五”期间,我国育龄妇女总量每年减少约500万人,五年就将减少2500万人左右。而且低生育文化早已深入人心,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何况高抚养成本使得不少年轻家庭望二孩却步,中国已经从“政策性独生子女时代”转向“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不愿生不敢生的大有人在。如此看来,在2016年末到2020年末这期间,年均净增人口规划要达到900万人以上,几乎是空穴来风,完全没有可能性。

不管人口增长率是高还是低,背后都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强制、快速、不平衡的人口转变已经使得中国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挑战大于人口机遇,人口负债大于人口红利。中国目前处在人口负增长和人口大雪崩的前夜,由于几十年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行,人口的性别-年龄生态和家庭-社会生态均已遭受重创,集持续的低生育率、百万失独、千万光棍、养老困局、人力短缺等问题于一体的人口生态失衡危机已经陆续爆发,预示着未来人口红利的“婴儿潮”一去不返了。亡羊补牢,虽然已晚,仍有必要。

在工作层面上,《规划》描绘了未来几年发展的一幅美好蓝图: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全面落实,家庭发展支持体系较为完善,新型人口文化广泛传播,鼓励按政策生育的制度体系和社会环境基本形成。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人人享有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基本实现。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体系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多元共治新格局基本建立,计划生育治理能力全面提升。但这些有弹性的说法和目标到底落实怎样、能否实现不仅需要进一步细化,而且需要加强今后的执行力,这些都有待实践的检验和观察。

《规划》明确了目标取向,强调了以下九项主要任务:实施好全面两孩政策;强化计划生育基层基础工作;提升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水平;提升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水平;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化建设和战略政策研究;持续深入开展宣传倡导;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这些都是根据人口新态势做出的重要调整和及时回应。

时移世易,我国计划生育内涵已经发生变化,从控制生育开始转向优化生育。在低生育时代,我国需要为人口均衡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家庭福利体系,为此要优化人口生态、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家庭的福利水平,重中之重是提高过低的生育率,为此鼓励生育和自主生育实属必要,迫在眉睫。《规划》告诉我们,“十三五”已经慢慢开启一个福利计生新时代,《规划》将重新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生育增量,重视家庭发展,保障家庭福利,倾力人口优化,促进社会进步。构建以权利为核心的新人口政策体系,还权于民、赋权于民和投资于民,最终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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