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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妄的“幸福指数”难解厌学困局

为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成都将拟定中小学生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同时还将打造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化平台。成都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的中小学生非常累、非常苦,我们将搜集影响中小学生心理的各种量标,制定中小学生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减少中小学生的厌学情绪。”(11月28日 《成都晚报》)

收集中小学生心理的各种量标,制定幸福指数评价体系,这种提法颇有实验主义社会学的味道。且先不谈这项措施实际操作的复杂烦琐,在“幸福热”泛滥的今天,评价中小学生的幸福指数,真能成为破解厌学情绪的良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填鸭式的灌输,机械重复的训练,再加上挤独木桥式的大考、小考,孩子们上学的方式,早已由从小二郎背书包的“蹦蹦跳跳”演变为现在的“拖着箱子上学堂”。枯燥、死板与重负之下,岂无厌倦学习的道理?何况面对这些重负的是生性好动的孩子。

喊了多年的中小学生“减负运动”,在当年的教育现状之下,往往陷入“负担越减越重”的境地。面对激烈的竞争,即便教育者亲自卸去孩子们的负担,各种培优班让家长不自觉地将负担加回去。怎么教育好孩子,最操心的是家长,而家长的“不自觉”恰恰反映了破解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政府、社会、家庭三方与之“鏖战”数十年,仍未扭转乾坤,仅凭“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就能毕其功于一役?

幸福是一种个体体验,难以量化,因时因人而异,甚至只消一句赞美的话,人就幸福了。既然如此,孩子们的幸福如何评价?政策制定易,执行难,玄妙的幸福加剧了这种政策的执行难度,这为政策最后的不了了之埋下了伏笔。退一步讲,即便这种政策能执行下去,一纸问卷就诊出孩子们幸福的病症所在?然后开药,药到病除?

幸福不是用模具压制出来的,所谓的“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框定不了每个孩子的幸福,这种政策反映得更多的是教育者在面对教育问题时的急躁,恨不得用“幸福指数评价体系”来统一开具药方。而在这种急躁心态之下,当政策实际操作止步不前,效果迟迟未见时,很可能出现上行而下不效的窘况,孩子有可能“被幸福”,那政策就远离了每一个人的初衷。

沉疴已久的问题要解决,横向上看要“一盘棋”,纵向上看要“循序渐进”,而不是在词汇上耍一些花拳绣腿,具体的执行却不着边际。用“幸福指数”这样时髦的词汇,只是满足了政策制定者一时的表达快感,其实无益于解决厌学乃至整个教育的问题。

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孩子不了解幸福指数为何物,不知道幸福如何评价,更不清楚自己有可能面临“被幸福”的风险。但孩子非常苦、非常累无疑是他们不幸福的表征,敢问一句,孩子们幸福的出路在哪里?化用儿歌里面的一句话来回答,幸福在哪里,幸福在那小朋友的笑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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