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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是怎样炼成人大代表的

从“刁民”到人大代表,这是贵州省瓮安县青年葛启义四年间走过的道路。2008年6月28日,时年15岁的葛启义成为了“瓮安事件”的一个小主角,他拿着汽油瓶冲进瓮安县政府大楼,然后被逮捕。在此之前,他也是一个问题青年,没事游荡在街头,呼朋唤友,打架滋事。这无疑是典型的“刁民”形象。然而,今日的葛启义,却成为了瓮安县人大代表,是一名小型装饰公司的老板,开启了创业致富的生涯。此间变化,天翻地覆,折射出瓮安社会治理环境的大变迁。

这名问题青年的改变源自贵州省治理理念的改变。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对旧有治理理念进行了反思,政法委方面并没有对瓮安事件中的部分违法青少年一棒子打死,而是在瓮安县开展了此后被广为赞誉的“轻罪从无”试点工作,帮助昔日“刁民”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重新适应社会。当治理理念发生大转折以后,“刁民”也逐步实现了大转型。这种转型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转型,其本质却是社会形态的转型。2008年瓮安事件之所以发生,女中学生死亡只是导火索,根本原因还是当地政府长期以来与民争利,动不动就把国家暴力机器摆到具体利益冲突的第一线,不顾及群众感受,不尊重群众权益,最终导致民怨沸腾。民怨或许平时不会展现,但火药桶已经形成,即便不曾出现“俯卧撑”事件,也会因为其他事件而引爆民间积怨。

面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与民争利格局、官民对立格局怎么办?必须搞清楚社会矛盾的症结点在哪里,突破点在哪里,群众的需求点又在哪里,如果一味弹压民间舆情,只知道抓人抓人再抓人,恐怕人是抓不完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古训怎的就忘了?社会矛盾靠堵是堵不住的,疏导才能让民间情绪的洪水分流,让社会病灶逐步从恶性向良性过渡。葛启义的故事说明,只要党和政府对老百姓动了真情,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和前途考虑,即便是刁民也会被感化。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刁民恰恰是政府施政的不完善造成的,没有谁天生就是刁民,没有谁天生就愿意生活在权力的对立面,愿意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因此,建设幸福社会,首要的就是要消弭滋生刁民的社会空间,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希望。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一封刊登了署名“潘晓”的来信,最后提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是为“潘晓之问”。其实,刁民的出现大多与人生道路的宽窄有较大关系。如果让每一个人的发展之路都能够宽广,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向上的前景,老百姓怎么可能不信任党和政府,怎么可能不主动参与社会前行的建设过程呢?从刁民变成人大代表,人生的路拓宽了,瓮安用这样的变化回答了“潘晓之问”,无疑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俯下身来倾听民间的声音,让人民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让人民能够参与并感受到公平和幸福,让每一个人只要付出辛劳和智慧便具备成功的希望,让每一个人的路都可以越走越宽敞,我想,刁民必然远去,公民自然生长,一个官民有机互动、政府良性运转、民间健康有序的现代化社会并不是遥远的传说。路,就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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