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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虎峰:医改要重视两个系统的协同配合

专访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教授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以来都是直接关系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大问题。医改作为社会最关心的改革之一,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在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虎峰的新书《中国新医改:现实与出路》一书中,就试图解决“为什么要医改,应该改什么”两个基本问题提出了独到新颖的见解:首次提出来医改应该重视两个系统的协同配合:一是社会系统,它包括影响居民健康的宣传教育、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以及体育锻炼等;二是专业系统,包括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药品保障和医疗保障等。这是继他提供中国医改的“四个领域分析”框架后,又一次在医改理论上的重要探索,将对我国下一步医改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网在第一时间采访了王虎峰教授,就群众普遍关心的公立医院改革、破除以药养医、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及医护人员公正待遇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访谈。

中国网:新医改方案提出,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那么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在将来医疗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会起到哪些作用?

王虎峰:前几年开始的新一轮医改中,专门提到了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我们作为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整个的卫生资源是比较有限的,相对于居民需求来说,还有很大的供给缺口、供需矛盾。

那么怎么解决呢?一方面,这几年政府增加了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但是客观上,上规模的二级以上医院就有几千家,如果完全由财政把医院费用全部承担下来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还是要解决老百姓服务的需求,那么如何才能在有限的财力下保证他们能很好地运转呢?所以,唯一可行的,也是我们值得借鉴的思路是,鼓励非公的或者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可以弥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不足。

我们的公立医疗机构太多了,财政无力全部补贴到位,今后不可能完全由政府来投资设立,特别是我们现在很多城镇化新建的小城市,或是大城市发展中新建的开发区,新的社区,都可以也应该允许社会资本投入。

中国网:一旦允许社会资本投入,它们是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提供经济、高效、安全、便利的医疗服务?

王虎峰:这是我们老百姓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因为社会资本投入是为了营利的,当然前提是政策允许他们发展,但可以想像的,如果他们为了营利的话,只能做那些有高附加值的服务,不太可能做很多免费的,或者是特别优惠的服务,否则它就没法去运转了,也没有办法可持续。

那么,我们真正要解决的就是,既要允许或者鼓励社会资本来投入,同时更加重视引导和鼓励他们做一个非营利的医疗机构。换句话说,他们投入这个领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来提供社会服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要尽一份社会责任,对此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第一,这种非公立非营利的医疗机构,在发达市场国家是有成功的先例的。像美国很多基层的社区医院,大部分都是依靠这种捐赠、私人投资做的非营利的医疗机构,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大家应该看到,企业的捐赠还是很多的,关键是有没有这样一个出口,能否为它打开方便之门,特别是目前经济状况下,国内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觉醒,因此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第二,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些哪些帮助。允许社会资本投入这个领域,同时更要给他们公平的非营利医疗机构的优惠政策,既然人家投入是为了提供社会服务,为了做公益,那我们就应该在财税上给出优惠政策,这样才能够持续地运营下去。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现在要有意识地去打造这样一个政策环境,要着力去倡导民营资本往这个领域投入,并且确实给其优惠政策,让他能够做成一个非公的非营利的医疗机构,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或者未来的努力方向。

我不认为单纯靠政府投入来设立公立医疗机构就能够解决我们现在13亿多人的所有的医疗需求,这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单纯靠政府投入,不让社会资本进入,这本身也和整个改革发展的方向,与目前社会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我们必须打开这扇大门。

我们所处的瓶颈和尴尬是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的鼓励非公非营利医疗机构的政策,虽然有些地方试图尝试,但是结果做这种机构是很艰难的,所以我呼吁有关部门,不仅要给他们单独开户,允许这类机构来注册,同时我们要落实兑现相关优惠政策,我相信这个领域会有很大发展,这样才能从资源配置、投资结构上,从根本上缓解我们看病困难的问题。

中国网: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作为将来医疗体系中有的重要角色,那么它们自身该做哪些完善?

王虎峰: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是要做社会的公益服务,体现它的社会责任,有了这样的组织目标就要求相应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作为保障,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按照非营利组织模式去管理和运营。

非营利组织一般有投资和服务对象,包括相关的独立专家,还有相关利益方共同管理,如果想做一个公益活动,动员社会力量一起做,包括一些自愿的服务,那么首先从治理结构上,要体现它的社会性、公益性,让大家各方面都能够参与,这样的管理构架就能确保目标使命能够落实。

第二,既然是这样的机构,要想运转下来就要有和组织机构相适应的一些章程。对于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它的运作范畴不适用现在一般的《公司法》,因为《公司法》主要是把股东以及投资利润如何分配进行约定,但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并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怎么样提供更好的服务让服务对象满意,这样就必须有一套自己的章程,按这个章程来运作,发挥大家的积极性。

这显然从管理上和公司的游戏规则不一样,和现行的公立医院的管理又不一样。现在公立医院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而非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更大程度上要靠“自律”的方式去做内部管理,包括一些决策、执行、监督,只有这样才能把公益活动做下去。所以从管理上就要求创新,这是需要我们在完善内部治理,怎么样让社会各方面都积极参与,取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等方面下功夫。

中国网:公立医院的改革也是医改中很重要的内容。目前公立医院的改革的状态是怎样的?

王虎峰:2009年,新的医改方案出台之后,紧接着出台了公立医院改革的指导意见,各地都在试点,作为试点单位,包括有关部门,确实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社会公众却并没有感觉到很明显的进步和改变。

中国网:该如何看待这样大的反差?

王虎峰:我认为,客观地说,通过这几年的试点,特别是中央联系的试点单位,还有我们各省的试点单位的共同努力,我们实现了几个转变。

中国网:有哪几个转变?

王虎峰:第一个转变,从医改最早时候提出来的很重要的目标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是从服务这个角度来讲的,现在已经到了公立医院治理结构的改革这样的转变。也就是说,最初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公立医院的服务功能,但是真正改下去就发现公立医院整个的治理架构需要调整了,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的突破,我们并没有简单地围绕服务去做,这些年,在做公立医院体制改革的时候,也做了很多规范医疗行为,提高服务质量,医疗安全等等大量工作,并且一直在继续,目前的改革已经触及到公立医院的体制问题了。

第二个转变,我们在做公立医院改革的同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此,同时也在做政府自身的改革。有的城市已经在探索转变政府职能,成立了公立医院管理的机构,比如医管中心等等不同的模式,通过成立这些机构,能对公立医院实行更加有效的,更加专业化的管理,通过这种管理使公立医疗机构盘活资产,提升效率,同时也强调它的绩效考核,包括对管理人员还有医务人员的薪酬等等,这一系列东西都在做调整,从这个调整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作为政府自身也在探索改革。

第三个转变,在对公立医院进行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地在做一些资源的调整和配置,也就是说,在做公立医院的改革同时,在做“存量”的同时,也在“增量”上做了很多工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意识到“底子”一定要打好,现在一些在城市里看病难、看病贵,包括大型的医院门口交通的拥挤等等,这都透露出规划设计如果做不好,很多局部问题就很难去靠它自身来解决。因此,着眼于一些区域的资源配置和规划,越来越得到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进步,只有这样去做,把“存量”和“增量”结合起来,并且能够真正根据居民需求不断实施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明白真正的从宏观上或者整体上调控供需之间的矛盾,真正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问题。

第四个不得不提的转变,就是在公立医院内部改革中,最早讲的“以药养医”的问题。目前,一些试点地区,已经开始系统地调整一些深层次的政策,比方说对医院的医疗服务的价格补偿问题,理顺长期扭曲的医疗服务价格等等,这块“坚冰”开始逐步去打破。这些地方尝试通过医事服务费等形式进行补偿,因为解决“以药补医”的问题,单纯依靠财政补贴,而不从医疗服务价格方面着手理顺,恐怕是难以持续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在调整以药补医的同时,一些试点的地方也意识到应该给医务人员更加公平合理体面的待遇,这已经提上日程了,有些地方已经在探索这个问题了,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呼吁的。我们这一轮的医改方案,只是原则上提到了要保护医务人员积极性,并没有很具体的、明确的提出来在医改过程中,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给医务人员合理的、体面的待遇。通过这两年的试点,我们已经开始触及这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从以上这几方面看,公立医院改革的成果其实很明显,很多公众感受并不深刻,我认为有两点原因:第一,改革时间还比较短,第二,毕竟试点医院是少数的,相对于全国上万家的公立医院来说,毕竟是极少数在试点。

中国网:那我们来具体谈谈这几方面的转变。首先,如何认识公立医院的内部治理架构的改革?

王虎峰: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改革开放之前,公立医院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党委要做主要的决策作用,那时候普遍认为公立医院主要保证它的政治方向。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领域,包括政府领域要体现行政领导在业务上的负责作用,于是就做了“政事分开”的改革,在医院这方面,就提出来“院长负责制”,以此突出专业部门的业务管理人员应该起到的作用,党委是把握一个大的方向,在业务上我们要叫院长去处理,从而加强了专业部门的专业化管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特别是近几年搞医改,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医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专业服务机构。

中国网:医院作为专业服务机构,它的复杂体现在何处?

王虎峰:第一,医院要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所谓专业技术服务,我在我的新书《中国新医改:现实与出路》当中提到过,医院,实际上是两个字,一个是医、一个是院,“医”就是它要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要满足患者就诊治疗的服务需求,那么就需要有专业的管理,专业的人才提供服务;“院”,以往我们对“医”重视了,但是对“院”还不够重视,既然是一个“院”,就是有收入、有支出的,它是有经济活动的,你那就意味着要去找专业的经济管理。

第二,它有社会的服务职能。公立医院不是为了赚钱设立的,和企业有很大不同,该怎样体现公益性,要做什么样的服务,如何履行这个职责、定位,这里面有大量的复杂的管理和工作。

第三,既然是一个专业的服务机构,就存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方说,医院的战略发展的问题,医生队伍和护理队伍的稳定发展的问题,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问题和社会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个很复杂的,庞大的专业服务机构,还有很多管理方面的内容。以前没有把它重视起来,只是基本让院长一个人去管这么多的事情,确实有点为难他了,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院长往往是学术的尖子,或是某个科室的带头人,在某个专业方面可能是专家,但是并不一定是管理上的专家,真正做得好的院长都是通过自学成才补上了很多管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的知识,如果他没有这个条件,没有时间去补课,你会发现,包括院长还有科室主任在内,他技术上做得很好,但是在管理上可能未必那么好,那就使得公立医院管理出现了很多问题。

中国网:这么复杂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王虎峰:一方面,是体制层面的改革。第一,把医院的决策、执行、监督等等这些事情做得井井有条,让他们各司其职,那就是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公立医院的治理机构问题。治理结构的目标就是要有专门的人,确实能站在宏观角度,能够代表更多的人,包括出资人、服务对象,以及有关方面的利益,来行使决策,医院未来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有哪些大事需要讨论商定;第二,一旦做了决策,由谁来具体实施的问题。当然可能不止一个人,应该是一个行政班子。第三,在执行过程中,还要有人来监督落实情况,监督以后要反馈,要评估政策、绩效,根据你实际的绩效来兑现报酬,从而体现价值。那么,下一步改革就在公立医院做法人治理结构方面进行建设,这种建设就是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很好地进行分工,专业的人士做专业的事,各司其职。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因为它涉及到干部的管理使用的问题,因此,实际上这向着公立医院管理精细化、职业化的角度去发展,只有专业人做专业的事,他才能做得好,为了未来,为了医院的品牌,才能够长期潜心研究,坚持不懈地做。只有这样,才能把管理越做越好,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中国网:除了医院自身改革以外,政府在管理公立医院方面做哪些努力和完善?

王虎峰:我们一直强调政府在公立医院改革当中的作用,首先,因为参与管理公立医院的不仅是卫生部门,其它的部门,例如规划、物价、财政、税收、医保、组织人事等等很多部门,对公立医院的发展都有很重要,很直接的管理职能,甚至有些政策,可以说直接影响或者说决定了他们的组织管理行为。既然要让公立医院更加有活力,有效率,让他们更加集中精力做服务工作,保障患者安全,就应该根据公立医院实际情况赋予他相应的职权。比方说,我们在用人上,在待遇上,在很多学科发展上,就应该给它相对的权利,让它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如果政府不放权,那么实际上公立医院并没有能力去做建设“治理结构”的决策,换句话说,他没有办法根据医院发展去调整实际的服务工作,对医院来说还是一种束缚。

其次,我们更强调相关部门或者相关政策之间的协同。所谓“上面政策千条线,下面是一根针”,公立医院要想做些改革,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因此,要站在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和提升管理的角度,进一步统筹管理公立医院的部门间的政策,让各方面的政策能够聚焦,形成合力,只有这样,公立医院才能顺畅落实政策。如果上面政策没有协调好,那么到下面仅靠院长一人来协调恐怕是做不到的,从这个角度说,更要根据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目标进一步去创新政策,做好政策“立改费”。过时的要及时调整,一些新东西要赶快去建立,我特别呼吁,有些试点地方,如果不往前迈出一步,还感觉很多政策是可以的,如果往前迈出一步,就会突然发现很多政策已经不适应了。如果不能及时跟进政策,那医院可能很快就又抽回来了,因为单个医院没办法孤军深入,他往前走得越多,就会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往前走得越多,问题就越大,压力就越大。所以我们说应该来通过政策来扶持,让这些先行一步的医疗机构能得到强有力的后援,这样才能够大胆往前走。

中国网:关于第三个转变——公立医院从“存量”到“增量”转变,是怎样的转变?

王虎峰:公立医院改革是对现有医疗机构的改革,我们常说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除了具体的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资源配置问题。

现在很多城市的医疗机构往往集中在城区中心,势必带来看病不便的问题,要从根上解决,只能在最初的资源分布上更加公平合理,才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现在通过公立医院改革,使人们更加注重区域资源的均衡配置,把公立医院改革同均衡配置结合起来,有些试点地方就通过大医院带小医院的办法,一对一地提供帮助,通过划分服务区域,实行有效扩散,让医疗服务的能力、水平、技术更加均匀化,使公立医院整体的服务能力提升,使大家看病更加方便,这个也是现在要着力做的问题。

换句话说,搞公立医院改革,不应该在一个孤立的点上,而是应该着眼于一个区域整体服务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合理资源配置。公立医院当中有不同的级别,现在在城市里还有社区医疗机构,他们之间彼此不是分割的,而是彼此间相互连续或者相互衔接的关系。以往我们不太重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通过改革,大家意识到,要想把一个区域的卫生医疗事业规划好,要基层和医疗中心很好地配合,换句话说,一个区域内全是大医院也不行,很简单的病没必要去大医院,只能推高医疗成本,不能过度浪费资源;但是有些地方,一堆小医院,没有大医院,没有医疗中心,也没办法解决疑难重症。因此,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要把各层次的医疗机构组织协调起来,让患者的常见病、多发病,一些疑难重症,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这就需要在医疗资源上下大功夫去配置。

从中长期来看,哪个地方医疗资源配置好,那么看病问题就应该解决比较好,如果就单个医疗公立医院改革的话,恐怕没有办法解决看病问题。

中国网:说到第四个转变,在公立医院内部改革过程中,价格补偿机制的问题广受关注。刚才谈到,“以药补医”不能光靠政府投入,需要从医疗服务中获得一些收入,那么,怎样的医疗服务收费才算是合理?

王虎峰:刚才讲了公立医院,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是它是有经济活动的,是有收入支出的,因此,它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成本补偿,如果没办法实现的话,就要有额外的很多补偿作为弥补或替代,现实中,财政不太可能长期给公立医院做一些额外补偿。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医疗价格是扭曲的,但大家并不知道为什么长期解决不了。这是因为它和“以药养医”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承认医疗价格特别是体现医务人员劳务这部分是偏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过度治疗、过度用药,这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这两个问题就交织在一起,使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把医疗服务的价格理顺,长此以往,就使得“以药养医”成为一种借口,让大家习以为常的、但不正常的现象长期存在。

既然要做公立医院改革,就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如果说某个公立医院改革成功了,但是医疗价格依然没有变动,这个价格依然是扭曲的,只不过是找其它的方面,用特殊手段把它抹平了,不意味着就改好了。所以说到底,公立医院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应该还它本来面貌。所以,在严格控制医疗成本不能反弹的情况下,降低以药养医的程度,或者降低用药的比例,同时也要相应提高医疗服务的收费价格。例如,前几年,某个城市提出调整医院的护理费,但是做不到,这样的话,从中长期来说,怎么能够让护理队伍受到重视?护理人才又怎么能够长期安心在工作岗位?

中国网:整个护理人员待遇能够合理回归,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难度有多大?为什么?

王虎峰:我觉得难度应该很大,因为实际收费价格和护理人员的贡献远远不成比例。受到这个因素的限制,医院护理做得越好,等于它这方面亏得越多,就不可能给医务人员报酬更多,这样限制的结果就是几乎很多医院都是医生多、护士少,床位多、护士少,治疗多、护理少的情况。

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要简单地指责某个医院,某个院长或者某个护士,不是偶然原因导致的。要反思我们的政策,如果医疗服务价格理顺,从中长期来说,能够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我们的医疗事业,能够给医护人员体面的待遇,并且让他们的付出和贡献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反馈,这才是有决定意义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考虑价格,再高精尖的技术人员的劳务只能收费一两块钱,甚至一两毛钱的收入,我不认为他们会觉得自己的价值、劳动成果,特别是专有技术服务的劳动成果被承认了,被接受了,长此以往,就没有人愿意干这个工作了。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价格问题,因为价格对资源配置,人才流向,以及衡量他们的绩效是有决定作用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还是要积极地想办法,创造条件,理顺我们长期扭曲的价格体系,才能够真正地攻克公立医院改革当中的难点之一。

中国网: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医生是个好职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医生是高薪职业,有很多“灰色收入”。那么,您认为,从目前来看,医生的待遇是否合理?

王虎峰:我们所谓的待遇是强调公平、合理、体面的,这意味着医生要的应该是阳光的工资,而不是“灰色收入”。

现在,医务人员的待遇差距很大,一些大医院比较权威的医生,可能有很高的收入,但是要看到很多小医院的医生收入很低。另外,同在一家大医院,不同科室的人收入差距也很大,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灰色收入,这是不合理的。即使他拿到这个待遇,也不是正常的情况。不管是社会也好,他个人也好,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事情,如果给他一个桌面上的、公平的待遇,可能他也不愿意去这样做。因此,目前的制度对医生的薪酬并没有公平合理的安排,他就很有可能去靠灰色收入来弥补,对患者来说,对社会来说,真是极大的浪费,对医疗机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网:如何给医务人员一个合理的待遇?

王虎峰:如果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真的面对现实,把过时的、早已突破的,包括公立医院在内的事业单位工资体系好好理顺一下。如果我们不敢突破这个,或者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可能现实中很多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一件新大衣,可能是2公斤重,我们经常往上贴补丁,贴到最后,大衣5公斤重,甚至7公斤重了,那么这个大衣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件了。同理,研究一下医务人员桌面上的工资是多少,实际灰色收入再加上其它额外的奖励是多少,原来工资占多大比重,如果原来工资已经占很小比重了,那么,这个工资体系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工资体系了,就必须进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恐怕很难去把它理顺了。

中国网:在您的新书《中国新医改:现实与出路》当中,提到了中国医改的两大系统,一个是专业系统,也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四个领域,另外一个就是社会系统,您能简要谈谈这个系统的问题吗?

王虎峰:我在前两本书(《解读中国医改》、《中国新医改:理念和政策》)中首次提出来中国医改的四个领域,那么在这本新书《中国新医改:现实与出路》当中,也有一个大的变化是我首次提出来的。在这本书中,我又首次提出了两个系统,就是整个医改应该分为社会系统和专业系统。专业系统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涉及医的这四个领域,比如说卫生、医疗、药还有医保。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系统。社会系统实际上包括的更宽一点:教育、环境、锻炼、健康等等。

中国网:提出这个系统对解决我们当前的医疗卫生领域的难题有什么意义?

王虎峰:以往我们对这个社会系统重视不够,了解也不多。比方说,现在很多的病是吃出来的,很多是周围环境的致病因素引起的,很多是行为致病因素引起的,吃什么,做什么等等,这些事情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我提这个问题含义是,以往我们提解决看病问题,未来我们要提解决健康问题。

之所以提出这个目标,是因为不能只是生病了,去医院看医生,花费多少,就报销多少,即便花费再少、报销再多,也没人愿意生病。真正需要的,是以健康,不得病,少得病为目标的,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仅仅靠医保来撑着,肯定是入不敷出的,也没办法承担十几亿人甚至更多的人去报销的。那么,上上策就是釜底抽薪,通过社会系统来让人们少得病,不得病,一旦得了病,再通过专业系统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服务,让个人更少花费,这个观点在未来医改当中,我想应该得到很多重视和体现。

中国网:我们以往谈公立医院改革,谈医改,主要都是在考虑病了以后的问题,可是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提供更多的知识和服务去预防生病,让人尽量不生病。

王虎峰:这一点特别重要,以往很多人其实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没有人系统地站在医改角度把这个目的提出来。这么多年来,我们都在说医学模式的转变:从生物模式转变到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从患者生病后按生物学原理进行治疗,转变到首先考虑心理、社会等因素,要知道人的心理因素、所处的环境、社会因素都是跟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在医学上,这样模式转变了,但是在医改中并没有转过来,我们并没有在社会政策上下功夫。现实是到了应该转变观念,重视社会系统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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