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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飙车”让执法更精准

虽然从权限上看,基层执法部门无权进行司法解释,法律效力受到较大限制,但作为严格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内部规范性文件,是可以合法存在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深圳“5·26滨海大道交通事故”引起市民对“飙车”的关注。从6月4日至年底,深圳市交警局将在全市开展打击“飙车”整治行动,并在严格界定标准的前提下出台9项措施严查“飙车”行为(6月5日《深圳商报》)。

2009年的“5·7”杭州飙车案,将全社会的目光聚焦于城市道路上的飙车行为。鉴于城市飙车族的不断壮大以及飙车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在公众的强烈呼吁下,国家将飙车“情节恶劣”的行为纳入了犯罪,成为我国首入危险驾驶罪的两类危险驾驶行为之一,给道路飙车行为以严厉震慑。

客观地讲,“飙车入刑”后,充分发挥了刑法的威慑作用,新罪名实施一年来很少听到媒体关于飙车的报道,有效地遏止了部分城市此前曾存在的道路飙车行为。然而,深圳“5·26滨海大道交通事故”的惨重后果,再次震惊了社会各界,让人们惊讶地发现飙车行为还以各种隐蔽形式不同程度地存在,随时都会威胁交通安全和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市民期待执法部门采取得力措施,严格落实刑法规定,做到防微杜渐,避免类似恶性事故的再次发生。

而当全社会认真总结和反思“5·26滨海大道交通事故”的教训时,人们也惊奇地发现,飙车虽已入刑,但何为飙车却至今没有一个细化、具体、可操作性的解释和界定。这无疑影响交通执法部门的日常执法和管理活动,让一些实质上的危险驾驶行为因为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而无法认定为飙车,难以将交通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或初始状态,从而不仅使行为人逃脱法律制裁,也给社会形成负面示范,导致实质意义上的飙车行为愈演愈烈,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越来越大。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处拘役,并处罚金。然而,何为“追逐竞驶”?是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飙车”或者主要包括“飙车”?“飙车”如何界定?有哪些具体情形?以何标准进行认定?在危险驾驶罪出现一年后依然没有确切的权威解释。包括基层执法、司法者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翘首以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也不断地表示相关解释正在制定中,但至今没有出台。司法解释未出,现实却时不我待,怎么办?在我看来,各地执法司法机关不必坐等解释,完全可以像深圳交通管理部门那样,根据长期以来的道路交通执法经验,先行出台认定飙车的标准,界定飙车概念,用以规范自由裁量权,统一辖区内的交通执法行为。

虽然从权限上看,基层执法部门无权进行司法解释,法律效力受到较大限制,但作为严格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内部规范性文件是可以合法存在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单从内容上衡量,深圳交管部门出台的飙车认定标准,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逻辑上也是比较严谨完整的。比如,除了将“为寻求刺激、赌博竞技等驾车相互追赶、相互竞速的”行为列为“飙车”外,还将“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反复并线、频繁穿插的”行为也予以列入,基本符合刑法规定的“追逐竞驶”要求。也就是说,“追逐竞驶”不仅以同伙或其他特定对象车辆为参照,而且还包括以正常行驶在道路上的其他车辆为参照,只要以高速超越其他车辆为目的的“追逐竞驶”都认定为“飙车”,这样的理解和解释是准确到位的。

同时也需要指出,在认定“飙车”目的和动机的标准描述上,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标准将“为寻求刺激、赌博竞技”或“炫耀特技”为目的作为“飙车”的主观要件,一是存在列举不全的问题,二是存在驾驶者的主观意识外人无法得知的局限,另两种情形并没有要求主观条件。笔者认为,可用“出于个人非正常、非合理的原因”取代前述心理动机要件,这样既有充分的涵盖性,又可以避免可操作性不强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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