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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混日子”折射了谁的惰性?

沈阳市中年农民工出现“混日子”一族,部分农民工带着进城“淘金”的梦想,二三十岁就出来打工,但由于缺少一技之长,或经历过挫折,或不能适应城市生活,打工十几年也毫无发展。据了解,男性农民工多数是单身,女性农民工多数离异。他们因为年龄偏大,对学一门新技术已不感兴趣。(12月19日《工人日报》)

贸然评价一个群体,无疑是挂一漏万,容易有失偏颇,对于农民工这个群体出现的这种群体性“惰性”,令人想到一句话:不要冒然批评我,你只知道我的名字,却不知道我的故事。你只是听闻我做了什么,却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对于他们的“混日子”,我们没有理由怒其不争,但绝不能止于哀其不幸。

从血气方刚,进城淘金的小伙到或飞黄腾达或心灰意冷的中年大叔,是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如果先天不足,就只能靠后天去弥补,但机会眷念的总是少数。

于是,我们看到,同是远离家乡,千里迢迢从乡村去大城市寻梦的一帮年轻人,一些人充分利用工作业余时间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自己,增强了自身生存能力的提升,有的从流水线上的普通职工,提升到办公室当“白领”;有的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开始了创业之路,别人给他打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存法则下,随着岁月的无情流逝,另一些农民工的人生之路却越走越窄。

本是同根生,但在过了几年、十几年之后,命运截然不同。这种对比是残酷的,尤其是在面临“衣锦还乡”时。去年春节前后,一个《春节衣锦还乡装腔指南》的漫画视频在网上蹿红。该视频诙谐地展示了过年回家一族“装有钱,装有权,装成功人士”的心态。长期处在生活水平低劣的环境中,随着年龄增长,很容易陷入失望、失落、无价值感以及抑郁状态的泥淖。

在流淌了青春的城市没有归属感,故乡的面貌已然模糊,“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是当下农民工群体的普遍、真实写照。就业不稳定、职业技能水平低下、收入水平低,同时,合法权益经常遭受侵害,有的用工企业随意加大劳动强度,无视打工者的休息、休假权利,随意延长工作时间,甚至克扣劳动报酬等等,这既造成了打工者的打“稳工”难,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也进一步挤压了这一群体在城市的生存发展空间,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

此外,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加之各种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如固定的农民工心理咨询及调剂场所等跟不上,吃完了青春饭,一些中年农民工面临的是一无所有,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等系列问题,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众所周知,新生代农民工即“80”、“90”后打工者不仅远离了传统农耕生存方式,而且还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深深打上了城市的烙印,乡土意识的淡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强化,让他们成为城乡二元体制夹缝中求生的独特群体,他们到中年后会面临什么问题,不得不让人焦虑。恐怕不仅仅是“混日子”了。

由于我国多数地方尚未建立针对打工者的失业救助体系,一些城市虽然为打工者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服务,但是缺乏了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外来者”面对工会等开办的农民工学校、文化活动室等还是流露出胆怯、陌生的心理,这方面,也亟待破解。

中年农民工“混日子”的惰性是无数失意、失落个体的一种现实无奈,但其根本上折射的是城乡二元体制、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改革惰性,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这不是一省一市的个别现象,也不是单单某一代打工者才会面临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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