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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迁徙当从制度保障开步

政府工作报告5日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这是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自由迁徙”这个词,然而物理意义上的自由迁徙早已实现,已经是中国大规模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然而,虽然有农民工自由迁徙的现实,但公平待遇堪忧,却也是不争之现实。据统计,去年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超过1.6亿人,而前年农民工缴纳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3.9%、16.7%,户籍导致的差异,处处烙下不平等的痕迹。

正因这种种差异,导致虽可自由来去,但很难驻足,哪怕你是城市梦的创造者,要驻足也得办个暂住证,当然,在公民血泪与愤怒声讨中,暂住证得到了升级,但依然不宜看作公民平权的象征,仍然是鸿沟的代名词。农民工不能平等享受到公共服务,就是一种社会不公。

暂住证背后是户籍制度,可以说,所有的不公背后都站着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显然成了自由迁徙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而附加在户籍制度上诸多公共服务,如社保医疗教育等,在条块分割的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中,造成了海洋可以穿越、星际可以达到,但户籍不可轻易超过的现实。

所谓自由迁徙,顾名思义,既包括农村与城市的双向迁徙。然而,我们看到,农民入城市难,市民入农村也一样难,制度通道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堵上至今。当农民工穷其一生也难有机会成为市民时,必无恒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社会管理的隐形风险,流动人口成为事故高发人群。而城市通过对农村进行抽血式的对精英人才的吸取,乡村越发没有了前进的智力支撑,从而显示出鲁迅还乡式的破败荒凉感。

如果说旧社会通过老爷奴才的为人打上了阶级烙印,而新社会则换上了城乡户籍的马甲,背后依然是紧张的阶层对立。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时,美国城镇人口出现了空前的集中,带来的社会管理的压力是空前的,但是,正如美国宪法所言,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强行以户籍制度的分割,让农民远离城市文明生活,亦是对宪法人人平等之规定的践踏,对其幸福追求的干扰。

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呈现的“迁徙自由”,要有制度实施作保障,否则,纵然自由来去,亦是匆匆过客,“四海为家”依旧是梦。而落实到地方上,必须明确一点,任何以城市承载能力、资源限度的借口来拖延人们自由迁徙的,都是违法行径。从长远来看,人为制造樊篱,造成社会对立,都是制造不安定的因素,加剧社会风险。

因此,自由迁徙,幸福生活,当从制度保障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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