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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谈判计划”能否铺就中美贸易新局?

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4月6日至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总体顺利举行。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这轮中美关系过渡期中用较短时间实现了首次会面,之后时隔仅四天又第三次通话,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工作联系,开启了最高层经常会面、直接沟通的模式,设定了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议程,减少了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显著增加的不确定性。

这次会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搭建了新时期中美对话的基本架构,确定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支柱,有助于两国聚焦对话主题、提高对话效率、挖掘对话深度。在率先启动的全面经济对话中,双方就两国政府各自的宏观政策进行了“对表”,以高度务实的态度聚焦贸易摩擦风险,中方展现了加强对美投资以促进国内改革升级、助美创造就业机会的诚意,降低了爆发中美贸易战的风险。

然而,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从来就是复杂和曲折的。由于特朗普执政初期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动态变化过于活跃,特朗普本人个性特征又过于鲜明,我们在评估这次“习特会”成果时可以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转持谨慎乐观态度,同时必须避免盲目乐观,不能对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发展的变数掉以轻心。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仍要穿越现实的浓密丛林。双方需共同迈过的第一道槛是朝核问题,第二道槛便是“百日贸易谈判计划”。各种消息显示,“百日谈判”本是中方动议,美方接了过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时答复”,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绩,还要求有衡量进展情况的“中途站”。“百日谈判计划”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但传统谈判方式的改变迫使双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搞清楚对方到底要什么,在此基础上重新协调利益并梳理、盘点合作点,以相互妥协消除大规模贸易战的隐患,这对双方工作层的压力都是极大的,对两国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观的考验也是直接的。

目前看,美方极可能在钢铁、服装、机电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和美国企业赴华投资准国民待遇问题上谋求突破,中国则可能借势继续推促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同时适当扩大自美农产品进口的种类和额度加以缓冲,手握对美大宗商品采购牌对美方压力加以制衡,并借机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在奥巴马时期基础上取得新进展。

在这个“百日期”内,由于美元处于强势,中国央行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贬值,加上为两国贸易谈判提供必要氛围、集中火力在更紧迫问题上向中方施压的考虑,特朗普政府不会再打威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张牌,但又开始指责中方“汇率失调”,也就是继续采取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补贴措施来扶持、保护对美出口。

现阶段中美两国贸易战风险下降,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即便如此,中美之间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这些年来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的现象,今后还会如此。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的种种规划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找“替罪羊”和转嫁风险和压力的冲动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紧张。美国总统的贸易授权相当大,针对对外贸易争端发起制裁措施无需国会批准。

今后数年,经济问题将始终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中长期看,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风险有足够处置。今后一个时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分三步走的,就是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是很大的。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即便从此角度来看,适当减少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是有正面意义的。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相互协调与妥协超越贸易的单一层面反映综合特征,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将成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重要起点。

一般认为,特朗普在美国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将给中美经济合作创造机会,中方企业也已显示了与美方企业分享设备、技术、融资、管理经验甚至直接参与投资建设的浓厚兴趣。有专家学者期待相关合作的开展能够有助于缓解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华压力。应当看到,中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确面临着重要的机会。从今年1月下旬开始在美国地方州层面流传的由白宫经济委员会草拟的征求意见书看,首批100个基建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桥梁、电力设施上,都是中方可以发挥所长的领域。然而,这些项目涉及联邦预算审批,无法用行政令的办法绕开国会先行,发挥作用最早也要等到2018年春天。既然无法即时“变现”,中美基建合作恐怕只能从长计议,但中方仍可开动脑筋,就事论事,推动以制订联合规划等方式提前发挥它的政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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