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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无能

郭春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所南太平洋研究室主任

2017年6月开始,澳大利亚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干预与渗透,从中国留学生到商人、从华人华侨到澳大利亚政客,无不成为攻击的目标,其中亦不乏澳大利亚政客的推波助澜。

12月,“内外交困”的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内政“焦头烂额”之际,转而推动修订反间谍法,将民众视线引向中国,并公开宣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因为有了政府尤其是总理的“背书”,“反华闹剧”演变成了“正剧”,震惊中澳乃至世界。

澳大利亚当前的对华态度,充分显示了国际与国内联动、经济与安全交织下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无能。

地区层面,“因循守旧”

如澳大利亚战略家休·怀特所言,“亚洲面临几个世纪以来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最大变化”。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强势崛起;而与此同时,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已经表现出无意也无力继续主导亚洲,这是澳大利亚“几乎不能理解也最恐惧的亚洲愿景”。

面对如此迅速的地区之变,澳大利亚不是“用勇气和想象力”迎接这一“新亚洲”,而是选择继续“追往昔”:2009年国防白皮书首次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认为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地区主导地位,进而威胁澳大利亚的安全基石;时隔八年,澳大利亚重要政策文件仍继续持有该论调,并“变本加厉”,尤其是2017年11月发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重申“基于规则”的地区秩序,寄希望于美国继续主导这一地区,而中国也会接受这一现实。若美国实在不想或无力主导,澳大利亚还希望“能与日本、印度等相同想法的民主国家一道帮助捍卫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澳大利亚看来,熟悉的地区秩序或地区主导国(最好还是其安全盟友)对其最为安全和舒适。

双边层面,“顾此失彼”

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外资来源地(按流量计算),澳大利亚因之面临前所未有之外交挑战——最大贸易伙伴、最大投资来源国中国是其战略盟友美国的对手。澳大利亚虽然希望同时发展与两国的关系,并希望“中美友好”,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既可享受中国的经济机遇,又可享受美国的安全保障。

但伴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澳大利亚主动或被动地被绑上“战车”,巩固并深化自身的“南锚”地位,甚至不惜以中澳关系为代价。

如: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轮驻美国海军陆战队,开放北部、西部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通过升级联演联训提升与美军事协作,以配合美牵制中国之军事部署;强调“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呈复燃之势,以对中国构成可能的围堵;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公开叫板”中国,军机巡航南海,呼吁中国遵守“南海仲裁”,指责中国在地区的“胁迫性”行为;屡屡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资源、农业、基础设施等。

国内层面,“四分五裂”

2007年之后,澳大利亚政坛乱局干扰了其长远的战略规划与设计,历届政府都是忙于“救火”,这届政府尤甚,既要应对党内分裂,又要面对外部攻击,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政策短视:为了团结执政联盟,做出政策妥协;为了抵住反对党的攻击,政策更加偏激;为了迎合大行其道的民粹主义,对外显示出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对地区秩序的演变,则选择“掩耳盗铃”或“因循守旧”,以确保在其任内不出事,或少出事。

但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所想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崛起的中国希望发展出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区影响力;美国不愿承受抵制中国影响力的成本和风险;日本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失望至极,希望可以更好管理与中国的关系;印度更多关心能否将中国挡在印度洋之外;东盟国家甚至是南海争端国也刻意放低调门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

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还一心希望以冷战思维拉动所谓“相同想法的民主国家”来对抗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日益崛起的中国,无疑是缺乏战略眼光和违背历史趋势的。短期看这一“政治投机”,或许能一时迎合民族主义的需要、盟友美国的夸赞,但中长期看“得不偿失”。

澳大利亚终归要走出“舒适区”,而这个教训恐怕需要时间来证明和纠正。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5_175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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