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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当告别乌托邦强制

在强大的保障房压力下,保障房异化态势越来越明显。国有大企业和地方政府借保障房之机大建福利房的“国民负福利现象”死灰复燃。《华夏时报》报道,部分央企打着保障房旗号搞自建房,据记者调查,目前有些省市已经开始试图通过政策规范的方式鼓励企业自建保障房。

按时按量完成保障房任务,既是地方政府之职,也是各部委之责,因此,各部委也以完成指标为第一要务,国资委通知要求央企大举进入保障房领域;一位接近住建部的消息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住建部对自建房回潮也在研究,但如果各地对这一政策利用得好,并加以规范,“在今年保障房建设任务那么重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一方面,是保障房长期短缺;另一方面,是不该享受保障房的人在保障房名义下一边领着高薪、一边不断升级换代地享受比市场价格低得多、以至有单位高额补贴的经适房、集资房、限价房,甚至不排除一些人将过去的保障房拿到市场上抛售谋利,又领取新的保障房。而如果只建设公租房和廉租房形式的保障房,则资金土地供应都难以为继。因此,不论从为小团体谋利益还是从外在政绩压力角度看,从部委到地方政府,都会对保障房的异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保障,则有还不如没有。

任何形式的挤压都会导致物体的变形异化,这是物理学常识,也是经济学和社会学常识。

在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房价往往都高不可攀,这是一道世界性的景观,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也不论土地所有制形式如何,无一例外。中国只是这个“世界潮流”中的一员。但在中国,房地产领域似乎正成为当代乌托邦的最集中领域。英国思想家罗素写道:“人类由于对自身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破坏和残酷的混乱世界的不满而梦想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人类社会。”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说:“被周围世界的恶所伤害的人,有着想像、倡导社会生活的一种完善的和谐的制度的需要。”

中国的房价飙升,还因为过去几十年被计划经济人为阻止的城市化、住房市场化、住房改善、收入增长等一系列“补课效应”,因此它的落差来得特别大。很多原本起点相同的人,因为买房和不买房的差别,几年后在财富上就发生了巨大的落差,许多人觉得自己分明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伤害。因此,人们热切地期待房地产领域成为一个理想化的公平的化身,成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场域,期待人人都买得起(尤其是在大都市买得起房),或者政府能够为多数人提供保障性住房。

正是在这样的理想支配下,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限购、限贷、限价政策。然而市场似乎总是不买账,房地产调控时间超过历史上的“八年抗战”,“抗战”取得了全胜,但房价却在调控声里“听取涨声一片”,直至今天。于是,人们又期待政府祭出另一只手——给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保障房。但是,中外历史上千百年来“各取所需”的乌托邦,从没有人能够回答:拿完了不够怎么办?供给过多浪费了怎么办?而从现实的经验来看,基于人类共同的“贪得无厌”和攀比心理,供给过多的担忧基本是多余的,供给不足才是乌托邦的共同结局。今日中国的住房需求,绝大多数是住房更新换代的改善性需求和人口流动中的二次、三次需求,改善无止境,流动无止境,需求也无止境。

因此,无论是保障房的捉襟见肘和商品房价的节节攀升,楼市的图景已经再清晰不过地告诉我们:行政力量不可能将房价压到人人满意的程度,各级政府也没有能力承担起哪怕只占住房总量20%的保障房任务。解决住房需求,最根本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市场。而市场的本义则是经济民主,个人和资本自由选择。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中国的城镇居民,绝大多数住的就是公租房。因为公租房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居住需求,所以才有了市场化的房改。我们岂能那么快就忘本了呢?

作为人性中的美好精神追求和平等愿望,乌托邦本身没有错,错的是基于乌托邦理想的强制。而“乌托邦”的希腊语本义,则是“没有这个地方”。秦晖教授认为:“问题显然不在于‘空想’,‘空想’无非是不能实现,但未必意味着造成灾难。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过去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乌托邦太多了,而是因为强制。……因此改革的目的也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长思之,醒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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