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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北京零下八度,站在那里看理想

在2015年1月27日,“看理想”与土豆在京联合举办战略合作发布会,双方将联合推出多档面向年轻人、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提供思想活力与创造力的文化视频节目。“理想国”品牌创办人刘瑞琳、土豆总裁杨伟东,以及“看理想”的主要创作成员梁文道、张亚东、陈丹青、马世芳等人共同出席。以下为梁文道观点:

当初在构想宣传片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什么叫“换另一种方式观看”。这句话不只是理想国做出版的理念,也是我们跟土豆一起合作做“看理想”项目的一种想法。我们年轻一代人都是很熟悉影像语言的,都很喜欢看网络上的视频节目。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们的视频里面好像没有完全跟上年轻人视觉语言欣赏能力的进化?

假如我们今天想象做文化节目,假如我梁文道要在网络上做一个文化节目,第一个想到就是首先布置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要有檀木桌椅,桌上放杯茶,我就坐在那儿,最好还摇着一把扇子,我就在那儿说。说完以后,大家觉得节目真好看。为什么?因为段子够多。可不可以有另一种可能呢?不只是不一样的视频节目,而是一种不一样的看东西的方法。

我们团队在聊的时候,我就首先想到盲字。我们平常总以为盲字就是有视觉缺陷的人看书不得已的选择。我有一个很好的盲人朋友,是过去香港盲人协会的理事。我把我很多在香港出的书都送给盲人协会,让他们做点字书。跟他聊的时候,我发现原来那根本就是另一种观看,那是我们双眼能看到东西的人所不懂的观看方法。那不是缺陷,那是另一种能力,是我们没有的能力。摸这些点去解读一种意义出来是特别特殊的很特别的能力,他其实在看,是另一种看东西的方法而已。

费力又怎么样?费力不一定做得好

刚刚文坛讲到三亚的海景,我们当时就想要拍这样的海,要有这样的海景,沙滩该是什么模样,我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当时在国内最容易找到的就是三亚。我们马上查天气情况,马上看有没有机票、酒店等等。当天决定了之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团队就去了三亚。

去了三亚以后,打电话回来说正好那边阴天,天气不够好,我说再留。诸如此类的,节目制作过程中有太多了,就是为了要拍刚刚最后看到的海景。

我们整个团队做整件事情都是很努力很努力,很尽力在做。尽力到一个程度就是有一天我还中途进了医院,他们把我送去据说是国内最好的心脏科医院。年纪大就是这样,对不起各位年轻人。

我不太喜欢人家告诉我说你做电视有多费力、多努力。费力又怎么样?费力不一定做得好。但我觉得起码我们努力做的东西,做出来人家看见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我今天站在这里我没有自信说我们做了多了不起的事情、多好的节目、将来多受欢迎。我只有自信说我们很努力地尝试做了一些我们觉得跟目前互联网的视频和电视台上见到的所有文化节目都不太一样的东西,这个自信我有。

但是,我要坦白地告诉大家,我们还没做好,真的还没做好。等一下会看到我自己节目的宣传片。这个节目的样片,改到目前为止要做第三版。每一版,北京零下八度,在晚上半夜的时候拍,站在那边十几个小时,摄制组十几个人散布在马路上的不同角度。那天最悲惨的是我看到一个小伙子,站在对面马路。后来我们发现原来那五个小时我们忘了他的存在。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都是这么做,十几个小时去做一个12分钟的节目。到底这么做下去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现在还不够好,还要再磨,哪怕一个镜头不够好,还要重新来过。这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方法。

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自由

我们这样做这些项目,让我非常快乐。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媒体,在电视台做了十几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自由,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用自己的方法。之所以有这种可能是因为一个很特殊的机缘,当然就是刘瑞琳和杨伟东。

他们两个在一个事情上是很相象的。大陆出版界第一个找我出书的就是刘瑞琳。她打电话给我想出我的文章,要做一本书,就是后来我有一本小书叫《常识》。要做这本书。当时首先我是很怀疑,我还拒绝,我说这种书有什么好出的,没意思,不值得出。但她说非常有意思,她觉得是有可能的。我说这是出了没意义,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她相信。

半年前,文坛过来找我,跟我介绍了杨伟东。他们很主动提出要做一些文化类型的视频节目,是给年轻人的,又跟今天我们看到的视频节目不太一样。我当然很高兴,我当然也在想他怎么相信这种事情。今天在互联网视频上应该出现的不再是文化节目,应该是更多的跟大家谈某位影星的去世。当然,去世不是好消息,我们谈一些让人喜闻乐见的事,比如某个女性又走光了。我们应该做这种节目才对,但他怎么会相信这样的事情?

他们两个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经验。我十几年前,曾经在香港做过一个电台的负责人。当时我刚上台没多久,我决定把晚上11点档的节目做成文化脱口秀,这是一个电台的黄金档。所有电台董事局的人都反对,他们说一定完蛋。他们说在这个时段,做节目能成功,只有两种节目可以做,有点像伟东讲的故事,他们用广东话跟我讲,意思是梁文道不行的不行,千万不能做文化。半夜11点,只有两种节目可以做,不是鬼故事,就是黄故事。的确当时半夜11点的电台节目不是鬼故事,就是黄故事。我负责的台是有品位的台,它半夜11点的节目是讲各种神奇案件,比如某个女尸被分成58块,最后一块是在餐厅的楼上渗血下来才被发现。我不相信,我觉得可以试试性一种可能,结果还算是成功。

媒体这个行业,有太多枷锁在自己脑海

我想说的是,我们媒体这个行业,都有太多枷锁在自己的脑海里。这些枷锁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你并不相信你的观众,你没有相信你的听众,你没有相信你的对象,你没有相信你的受众,你总是倾向于相信他们的品位不应该很高,你总是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理解能力应该很低。你总是倾向于认为他们应该是坐在椅子上很肥胖的小娃娃一样去喂他就好了,不要让他费劲。如果做宣传片是这样的,这不是很成功的宣传片,因为他看都看不懂。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你为什么要看不起你的观众?你凭什么看不起他们?你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们一点?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把他们看得比你自己还聪明?他们很多时候是比你聪明,他们比你有教养,他们比你有学问,你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他?

正如所有的年轻人,今天这个社会太流行看不起年轻人。就像伟东讲到的故事一样,做出版、做书的人都知道,你的主要对象就是年轻人。各位在场的朋友,你们去电影节、音乐节看一看里面的听众、观众多大岁数,都是十几岁,最大的也就是40岁。为什么有文艺青年这个名词?是因为一个人只在他青年的时候才文艺,他一中年就不文艺了。我们出版界出的一些很厚的很深奥的书,都是谁在买?都是年轻人在买。因为只有年轻人还饱有对世界的好奇,他还相信大海彼岸有着一些什么东西,山的那一面大概还有些别的什么。他要去那段路是很困难的,但他花得起这个力气,他花得起这个时间,他愿意看这样的书。等到他40多岁看什么书呢?他看《曾国藩谋略》,他看如何赚第一桶金、第二桶金、第三桶金,再也不要看《尤里西斯》了。

年轻人才是真正做文化的人最应该尊重的人,最应该看得起、最应该相信的人。这就是理想国跟土豆合作最核心的一点,相信年轻人。我们这个东西会不会成功,我不知道,会不会失败,我不知道。我自己估量它成功、失败的标准不在于最后的点击率有多少,也许真的不会太多。怎么衡量它的成功呢?是几年以后我碰到一个人,他在拍东西,他在做某种创作,他告诉我,梁文道,我们当年看过你做的节目,我们很喜欢,但我们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我想自己做。他果然做得很好。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一切兑现了很多很多。我们做整件事情,花了很大的力气,有太多很重要的人帮我的忙,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大家相信这个事情。我们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我完全不能想象的。(摄影、文字整理杨公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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