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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不聊生”中听进步

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的一个讲话,刊登在7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讲话中,强卫批评了几种“十分错误”的认识,其中之一是有的官员“觉得现在要求严了,当干部不自在,感叹什么‘为官不易’、‘官不聊生’,进而‘为官不为’,当‘好好先生’。”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见得多、听得多的是民不聊生,“官不聊生”的说法似乎未曾有过。这当然不是无缘由的,在官本位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发生所谓“官不聊生”的事情呢?前些年,人们对“官不聊生”之说也少有耳闻,只是近一两年间,这个词才仿佛成了一个“熟语”。

无论从何种语义上来说,官员感叹“官不聊生”都是“十分错误的”。如果“官不聊生”指的是官员生活困难,那么这显然不是事实。如今,城里有不少生活困难的职工,农村有不少生活困难的群众,但人们见过城乡有几个生活困难的官员?官员群体的正当收入水平,大抵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果“官不聊生”指的是官员感到束缚日紧,不能像从前那样大手大脚花公款、随心所欲用公权,那么倒是事实;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权力回归为民众服务的本色,有什么不对呢?若因此便感到不能“聊生”了,显然也是错误的。

之所以出现“官不聊生”的声音,自然与近年来强力推行一系列针对官员的改革有关,我们从这种“十分错误”的认识中,的确能感受到一些官员对改革的不适应。这当然是一种反弹,但这种反弹更多是基于情绪而非理性、基于个人利益而非整体利益。有人就对此反唇相讥,说既然是“官不聊生”了,何不辞官去从事可以聊生的职业呢?这反问很有力,有的人做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官,要他去干别的还真未必干得了。既然如此,那么就好好做官,别唱“官不聊生”的调调来撒。别的人都可以撒撒娇,唯独官员不能。

现在的一些官员既没上过山下过乡,也没扛过枪打过仗,身上沾染了“骄”、“娇”之气的不少。手中有权力时是既“骄”且“娇”,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时则似乎只有“娇”了,有的说“官不聊生”,有的打算要“辞职”,只是到今天也没见到几个真辞职的,仍是在以官聊生。如果做了官就可以高人一头,就可以花天酒地,就可以日进斗金,就可以鸡犬升天,就可以雁过拔毛,就可以胡作非为,就可以不知人间冷暖,则是任何健全的社会都不能容忍的。

权力一旦逾越制度规范而又没有及时纠正,就很容易积非成是,把滥用权力的现实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仿佛“从来便如此”。官员违反制度获取非正当收入是这样,官员违反制度配备专车、专职秘书是这样,官员违反制度走向腐化堕落也是这样。如今来一个“拨乱反正”,就难免发生“官不聊生”的不适。倘若改革真的使个别官员“不聊生”,那也是可预期的改革成本,范仲淹早有名言在先:“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如果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自然不会对“官不聊生”的呼声置若罔闻,“官不聊生”也一定不会成为现实。而眼下,人们从“官不聊生”的感叹声中,听到的只有严厉打击贪腐、摧毁官场陈规陋习、撼动官本位体制与观念的进步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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