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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奥巴马-克里”对华政策理思路

2月1日是克里正式出任美国国务卿的日子。舆论认为奥巴马二任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与中国的关系。克里在1月24日的参院听证会上释放了温和信号,强调支持美中深化关系,同时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加军力部署必须“慎之又慎”,“任何作用力都有反作用力”。

奥巴马政府正重组对华政策核心团队。在“奥巴马-克里”对华政策启航前,有必要帮他们理理思路。

奥巴马首任的中美关系大体平稳,没有发生类似“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的激烈事故。这是中美关系成熟度提高的表现。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双方都在从不同以往的高度和角度审视对方,处理彼此关系更加小心翼翼。

奥巴马政府接受中方提议,明确了两国应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共识是战略和政治上的,有望成为跨政府的“历史遗产”。但双方对“新型大国关系”的阐发尚很初级,奥巴马政府公开谈论中美关系也刻意把伙伴定位限制在热点问题、气候变化等局部领域,使舆论产生了双方处理彼此关系“理想和现实脱节”的印象。

中美元首热线、战略与经济对话、商贸联委会、国防部防务磋商等机制的发展对过去四年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功不可没,但也在美国国内受到质疑,被指“形式化”、“推进美国利益效率低下”。这恐怕要在两国战略思维习惯上找原因。虽然双方都已认识到加强对话的重要性,但中方希望从影响两国互信合作的根源入手解决问题,美方急于就可能影响总统执政地位的现实麻烦推动中方让步。

奥巴马政府过去四年在售台武器、美国领导人会见达赖等问题上的决策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损害。中方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没有退让余地。美方一些人已经意识到美国在台湾、达赖等问题上的政策有随形势变化做出调整的必要,但囿于美国战略利益、外交价值、国内政治的限制,调整显得几无可能。

贸易问题在奥巴马首任对华政策中地位突出。在美国经济深陷危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两国经济均面临转型压力的背景下,尽管双方合作正常开展,但摩擦增多是不争的事实。不幸的是,中美贸易问题掺杂进越来越多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政治化因素,双方都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对对方强硬。奥巴马政府在审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等问题上的限制性作法和实施“跨太平洋伙伴计划”等举措甚至被解读为“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战略调整给中美战略互信造成的硬伤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化。尽管美国政军界人士开展了公关工作,但不能打消中国政府的疑虑和中国公众的愤怒。调整在东亚加剧经济、发展议程和军事、安全议程的分化,导致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国争相利用美国加强自己在与中国争议问题上的地位。

人的因素对奥巴马首任对华政策影响显著。奥巴马首任前半段的中美关系发展是比较好的,后半段则摩擦很多。恰恰在2010年底至2011年初,美国对华决策圈发生重要人事调整,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操作和执行重心似乎从白宫转移到国务院,“克林顿(国务卿)-坎贝尔(助理国务卿)轴心”若隐若现。美国国务院以高涨的热情推动美国“重返亚洲”,其高层在中国国内的口碑直线下跌。

以上大体便是奥巴马首任对华政策的“光谱”。这个“光谱”的明暗、冷热色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两分,像一个“极化”的政策,极化的程度越重,对中美战略互信的侵蚀越大。

奥巴马二任的对华政策将基本延续过去四年的路数――实际上中方从未指望美方能从根本上消除对中国崛起的猜疑,从未幻想美方能放弃对华政策中防范、牵制的内容――但仍可在风格和手法上做出有利于中美关系长远健康发展的调整。奥巴马政府也必然要更多地考虑留“青史留名”问题。如果将一个大起大落、动荡不已的中美关系留给后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很难说是成功的。

必须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共识和默契。中美双方既已认定应在全球化时代打破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争霸的“定律”,就应更加重视政策宣示与实际行动的有机结合,在跨越意识形态藩篱、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共同处理热点问题方面有更大格局和作为。也要尽量客观、全面理解对方的政策考虑和利益,不因理想化地强人所难而在重大问题上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对于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红线在哪,模糊地带在哪,经过这么些年交往,双方都应该有更深的了解了。

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是埋在中美关系中的“定时炸弹”,拆除它的引信需要美方放下历史包袱,超越“以台制华”旧思维。如果短时间内做不到,至少应在售武次数和规模上显示更多克制。

有必要对中美现有对话磋商机制进行重构,目的应是在精简规模、减少重复的基础上增加对话频率、广度和深度。美方对搞两国文、军职人员共同参加的对话感兴趣,还需更多了解中国的体制特点,避免一厢情愿地行事。

修正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目标和手段应提上日程。恣意的炒作、无必要的虚张声势、过度的紧盯和刺激中国,并不能使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关系中变得更有利,只会缩小美国的回旋空间,加重美国的战略赤字,降低美国处理国际问题的成功系数。

要把贸易问题放在正确位置上。中美经济竞争和摩擦的增多是两国合作规模扩大的伴生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相反蕴含着更多、更高端的合作机会,要把竞争导入良性轨道。

希望美方组建一个内行、达观、理性的对华政策团队。奥巴马已同中国领导人建立深厚的个人和工作关系。以温和、善倾听而著称的克里、多尼隆分别出任国务卿、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应是肯定的)增加了中方的期望值。美国驻华大使可能即将更换。挑选一个肯在中美高层之间发挥沟通者、协调者作用,致力于促进中美各领域合作而不是只盯中国人权问题、只顾对华输出美式价值的外交代表将极具意义。

杰弗里•贝德,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奥巴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助手,在其《奥巴马和中国崛起》一书中写道:美国“需要在对华政策方面找到正确平衡点,以在维护美国的力量和警醒的同时,避免陷入传统安全困境。在这种困境中,打交道的两个国家一旦认定实力增长必然导致敌意,就会下意识地做出反应,推动莫须有的假设成为现实。”中美关系形势的发展变化确需引起美方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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