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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学生自焚,民众要的太多还是政府给的太少

范郑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11月8日,22岁的法国大学生Anas.K在法国大学及管理事务中心(CROUS)大楼外自焚抗议窘迫的经济状况和艰难的生活际遇。目前该学生全身90%被烧伤,在生死一线间。15日,为表示声援,里昂、巴黎、里尔和蒙彼利埃等地爆发学生暴力抗议活动,抗议大学生生活的不稳定性,要求政府对学生日益艰难的生活给予更多公共援助,重建学生社会救助体系。在巴黎,抗议的学生们围堵法国高等教育部;在里尔则闯入里尔大学法学院,前总统奥朗德原定于此的演讲被迫取消。

我们不禁要思考,什么样的生存境遇导致大学生以如此激烈的行为结束自己的生命?事件发生后,该学生身边人指出“他的行为显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举动”。在自焚前,Anas.K在脸书上留下了对法国政府的谴责“我谴责马克龙、奥朗德、萨科齐和欧盟,是他们使我走向死亡并且制造了诸多的不确定性”。

学生生活的不稳定问题并非法国社会的新问题,实际上由来已久。在法国,大学生的生活开支一般有三种来源:兼职的工资收入(约占33%),公共补助(其中包括直接的助学金和住房补贴,间接的CROUS、学校医疗、免除注册费等,约占32%),家庭互助(指的是家长补助,约占25%)。

根据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Unef)今年8月份的报告,目前73.8%的学生无法享受到社会救助,需要依靠父母或者打工收入维持学业。同时,享有社会救助的学生,其所接收的补助金额难以满足每月的生活诉求。因此,该报告认为法国现行的学生社会救助体系是“缺乏有效性的”。

学生的自焚和暴力抗议活动同样是对该体系的不满和失望,他们认为政府没有表示足够的重视也没有进行真正的对话。对于18岁到27岁之间、尚未有稳定收入的学生来说,生活和完成学业都越来越难了。

学生群体的不满情绪源起于对生活成本上升的敏锐感知。据统计,2019年学生日常生活开支较2018年上涨了2.83%。尽管法国国家财政对学生补助的支出不断增加,从全球来看,法国社会福利制度也十分优渥,但高于社会通货膨胀率的生活支出上升仍然使习惯“政府大包大揽”的法国年轻人感到无助和脆弱。当然,学生们的抗议也并非无病呻吟,法国大学生群体的现实境遇着实堪忧。

2019年,20%的法国大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在自焚事件发生后,部分大学生接受采访时表示“每月的社会救助金在支付完必要生活开销(如房租、交通、通讯等),剩下的部分难以维持生计”,甚至有学生吐露“不得不从垃圾箱找吃的,并且兼职几份工作来付房租”。一方面是课外打工带来的课业压力增大,另一方面是不同家庭的学生境遇不同引发社会不公,这时候政府作为“无微不至的保姆”,也自然成为低收入学生群体的救命稻草和谴责对象。

学生抗议运动历来是法国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但此次抗议活动尚未形成全社会和全国效应。自11月中旬起,法国社会进入新一轮的多事之秋。11月14日公立医院急诊部门要求改革的抗议活动开始,17日又恰逢黄马甲运动一周年,预计12月5日反对退休改革的游行也将开始。

政府担忧各个社会群体形成一致抗议,对自焚学生表示了同情,并表示对此问题“十分警觉”。当然,法国政府在表达理解和对话意愿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抗议运动激进化和暴力的零容忍。包括教育部长、奥朗德等在内的多方均可以理解学生们的处境,但是坚决谴责以“不稳定性”为名制造暴力冲突,破坏公共秩序。

与其他抗议运动一样,学生自焚及引发的暴力运动背后是法国社会的长期弊病。我们可以理解学生群体尚未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需要政府补助和社会救助。但是,从全球范围看,法国学生群体所享受的福利待遇优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学生群体。法国教育部长指出,政府投入了57亿欧元用于学生的社会救助。

据笔者了解,在里昂的CROUS大学食堂,学生们只需要花费3.25欧便可以享受一顿还不错的午餐,远低于普通餐馆的正常价格,其差价自然来自政府补贴。然而,面对国家财政收支的长期不平衡和预算的捉襟见肘,马克龙及其前任政府均将削减财政开支作为优先事务。

马克龙政府执政初期即出台了削减社会福利的措施。其中,政府认为学生房补受益者过于宽泛,分配效果不佳,没有考虑家庭收入和家庭互助,提出将削减个人住房补贴(APL)并将社会标准奖学金(BCS)与出勤率挂钩。削减福利的措施从来都必然拨动法国社会群体的敏感神经,加之马克龙政府2017年宣布扩建6万个CROUS公寓的承诺没有兑现,引发学生群体对“政府无视学生诉求“的不满。在法国,民众对高福利的诉求和政府行为困境之间的矛盾不是学生单个社会群体的问题,而是整个法国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责任编辑: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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