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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寻找先生”

从8月16日到9月2日,邓康延在关山月美术馆推出了《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展示了与蔡元培、张伯苓等十位“先生”有关的图片、手迹、影像,民国经典书刊封面和老课本等,揭示中国教育的大家身影。《中国青年报》9月12日报道了此事。

“先生”是一面镜子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献片,寻访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很多信息,是可以照见当下的镜子。

这是一场关于民国先生的纪录片以及图片展。我在《南方都市报》上的一篇专栏文章里看到了这个消息。策展人之一是纪录片工作者邓康延,他办过杂志,拍过远征军,收集过民国老课本,这次开始寻访曾经站在民国讲坛上的先生们如今的踪迹。这些先生的名字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专栏文章中,关于拍摄背后故事的几句话打动了我。比如,已经去世的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曾带着病领着摄制组拍马相伯故址,拍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时正赶上百年校庆,差点连校门都进不去……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文献片,寻访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很多信息,是可以照见当下的镜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先生的身影曾被遮蔽,所以,当年在外地演讲千人来一睹其风采的“胡博士”,才会在当代有开头那样的遭遇。近几年,随着“民国热”回潮,人们又翻出来那些旧时人物,重温他们的风范;出版民国时期的小学课本,反思当下的教育问题。

展览位于美术馆三层,只占据两个展厅,布展也极为简单。后来听说,邓康延当时曾想为展览拉点赞助,他本来乐观地估计十几万元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最后问了一圈,没有一个朋友愿意给这样一场展览赞助,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道义支持。而且纪录片的制作经费也并不宽裕。

出乎我的意料,这样一场朴素的展览,这样十集“小制作”的纪录片,在深圳吸引了很多前来追寻民国的观众。

那时正是暑假尾声,展厅里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一位父亲抱着儿子,给他念陈寅恪的生平介绍;一位母亲,和女儿趴在玻璃展柜上,一起念繁体字的一份民国报刊;老人拿着笔记本抄写墙上的文字,小朋友攥着相机对着发黄的老照片乱摁快门。

人群中,我看到了邓康延。他正给观众讲解,说到动情之处,这个54岁的男人还得打打岔,他说,这些先生,不管是南渡还是北归,最后的结局大多凄凉。

有人在用生命传承

记得曾有媒体报道过朱维铮生前的最后一课,那时,重病的他不让人搀扶,自己拄着拐杖走上讲台,讲了两个多小时。

其实,邓康延的团队寻找这些民国先生的过程,已经不能仅仅用“民国热”三个字去概括。这个过程中,他们得到的帮助、遭遇的困难,实际就是民国先生身上的精神在当下的现状:有人在传承,有人抛之脑后。

比如朱维铮、何兆武、黄严复等老先生。他们有的身患绝症,有的已经行动不便,很少接受采访,但听说是要做老校长的纪录片,休眠的记忆一下子苏醒了,让摄制组工作人员惊讶的是,他们连某年某月某日这种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那时,朱维铮已经住院化疗,但他坚持出来接受采访。采访结束后,摄制组要送他回医院,他还不肯,让他们“继续忙”。记得曾有媒体报道过朱维铮生前的最后一课,那时,重病的他不让人搀扶,自己拄着拐杖走上讲台,讲了两个多小时。还有研究梅贻琦的黄延复老师,他住在老式宿舍里,没有电梯,中风后很少下楼,“嘴也跟不上脑子”了。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他的房间除了书没有什么特别的,还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风范。隔着荧光屏,我似乎从这些老学者身上看到了老一辈先生的样子。

当然也有让人遗憾的经历。比如,在北京某知名大学,邓康延始终没有采访到现任校长,因为那时正值百年校庆,校长事务繁忙。可是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采访校长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去另一所文物单位取景时,摄制组几次都进不去大门,邓康延最后听说,还是因为钱的问题。可他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寻找民国影像和资料时,几乎是免费的。

这一冷一热,是观察我们如何面对过去的一个鲜活切片。

“送别”了风骨,留下了背影

我在展厅外看到了5本写得满满的观众留言簿,有用稚嫩的笔迹写着“繁体字好难认啊”。

闭幕式那天,展厅里挤满了人。邓康延安排两所小学的学生演唱李叔同的《送别》。我在展厅外看到了5本写得满满的观众留言簿,有用稚嫩的笔迹写着“繁体字好难认啊”,也有高三学生通过自己的笔告诉先生,如今依然存在他们当年面对的教育问题。

我想,很多人在这400平方米的展厅里缅怀这些素未谋面的先生,更多还是因为,面对当下教育遇到的种种问题,他们的背影就像一束外来的光。

巧合的是,我还在展厅里看到了深圳南山央校前校长李庆明。他是邓康延下一部纪录片《教育启示录》的人物之一。展览结束后,邓本想请他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坐坐,可他说还要回去收拾行李。这是李庆明在深圳的最后一天。

前不久,这位每天早上站在校门口给学生鞠躬、提倡公民教育的校长突然被辞退。不知道这位锐意革新却被迫离开的教育工作者,听到那首《送别》时又是什么感受。他的经历,让我想到署名“老学生”的观众留下的一句话:“愿有自由新天地,还请先生早回来。”

我的一位同事看完这篇文章后,在微博上写道:“先生将背影留在了纪录片里,我们却没能把他们的风骨留在这个时代里。”

王晶晶(《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9月12日发表《寻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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