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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拼爹”才能青春飞扬

眼下,一年一度的毕业季临近,几乎每天都会有亲戚、朋友、同学找到我,话题只有一个:想办法帮他们今年毕业的儿女找一份工作。其中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生。

数据显示,今年夏天全国将有7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求职,堪称“史上最大规模”。本月中旬,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到访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表达出决策层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称,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空前挑战”。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

前两天与妻子谈起那些托我找工作的父母们,她将问题归咎于如今父母们的溺爱和独生子女们的无能。20多年前,我从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一家知名大报工作,没有借助任何“关系”,我父母甚至到现在都未进过这家报社,也不认识那里的一个人。

不过,我倒认为,父母的大包大揽和孩子的娇气无能,可能的确是眼下这种就业靠“拼关系”的社会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使我想起《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的一篇评论——《莫让青春染暮气》涉及的话题,文章称,“80后”一代青年少了年轻人应有的朝气和锐气,本该朝气蓬勃的他们现在却变得暮气沉沉。不管该文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提出的现象值得深思。

从“大学生就业难”到“年轻人凡事拼爹”,再到“‘80后’一代暮气沉沉”……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折射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苦努力(可能还有一些运气)来寻求上升的机会之路正变得越来越窄。

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考试这根独木桥时,我们过来人不由得感叹:多年前我们毕业时,读书成绩比较优秀的、稍微有点出息的,有谁愿意去当公务员或进国企?时代真的变了!

按理说,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长期高增长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人口流动。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高增长、大变动时代,中国反而出现近来人们常说的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尖锐问题。

其实,用“阶层固化”来概括目前的社会流动状况,多少是有些不准确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想要当上一名幼儿园教师,这样的身份流动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发生着,这与改革开放前那种生老病死统统由国家规定的僵化格局,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想要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仅仅靠敢于冒险、不怕吃苦就能“富起来”成为“万元户”,几乎没有太大可能。相反,在今天的社会,越是需要冒风险、越是干着格外辛苦的活儿,所得越少;而少数另一部分人则既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又不需要付出多少智慧和汗水,便可坐享巨大收益。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利益格局的固化。

中国经济仍在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蛋糕”仍然在迅速做大。然而,普通老百姓在不断增大的蛋糕中,所能够分到的分额却越来越少。

为什么务实的年轻人,如今找工作首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由于利益格局的日益固化,创业和创新变得越来越艰难,新的机会日益稀缺。因为创新,必然要动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奶酪,而感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则必然先下手为强,将这种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小到街边小饭馆这样的自主创业,大到门户网站这样的经济科技创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造就了众多成功。换句话说,那时还有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体制边缘或干脆在体制之外自己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但在今天,另辟蹊径的难度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我们有关社会公平的梦想遭遇阻力,也让一代年轻人焦虑不安,甚至暮气沉沉。

让很多人羡慕并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一代”,不该如此务实求稳,甚至未老先衰。他们应该有自己的青春梦想,我们的社会也应该为他们的创新、冒险、努力提供制度保障,尽可能保证上升渠道的畅通,打破逐渐固化的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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