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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我国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我们面临的机遇是倒逼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只有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强调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这是深入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形势新变化得出的科学结论。发达国家经济低迷、市场疲软使我国出口增长受阻,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我们只有抓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改善需求结构,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使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一段时间以来,投资率不断攀升、消费率趋于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形成这种局面,认识上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曾长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短缺经济下生活,对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的弊端有着深切的体会,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基本规律理解不深、缺乏经验。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20年的时间,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过去十几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城乡、地区、个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投资、高消耗,资源、环境不堪重负。这种低消费、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产能过剩,是不可持续的。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必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努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用“提低、扩中、控高”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广大居民的购买力。如果“十二五”期间能将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就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也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最好贯彻落实。

从1981年到1985年的“六五”时期,我们纠正了前30年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居民消费率曾达到51.8%,成为广大居民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45%,仍然低于“六五”时期。所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仍有较大空间。在这方面,应当放开手脚,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力求尽快使居民消费率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改变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局面,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未来10到20年,是我国由上中等收入国家向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进入高收入国家一般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二是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或超过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三是农民的收入水平达到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由于达到这三个条件的难度较大,所以许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区间徘徊,有些国家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要走出中等收入区间,顺利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也在于此。

发展现代农业,不仅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供给的客观要求,也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满足二、三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城镇化率的迫切需要。我国农业劳动力还有2.8亿人,耕种18亿亩土地,平均每个劳动力仅能种6.4亩地,与美欧发达国家每个劳动力种几千亩、几百亩地比,相差几十至几百倍。未来一个时期,通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从农业劳动力中再转移出2亿人,是有可能的。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大体均等,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农业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

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许多地方存在招工难问题;二是社会资金大量富余,正在寻求投资渠道;三是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亟待解决产需衔接和价格波动问题;四是农用工业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好,就能够大大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发展现代农业包括发展现代养殖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养殖业迅速发展,在农业中的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提高畜牧养殖业的规模化、现代化水平,既有利于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满足人民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又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增强抗风险能力。应鼓励和扶持大型现代化养殖场发展。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应继续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同时应看到,改变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状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仅靠政府投入不可能满足这种资金需求,政府投入只能起到鼓励和引导作用;依靠农户投入也不可行,因为农户自身的积累能力低;综合来看,吸引社会资金投入是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哪个行业对民间资金开放,哪个行业的发展就快;哪个行业拒绝民间资金进入,哪个行业就一潭死水。如果能进一步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就将大大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应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区域性、股份制的小型民营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解决农村贷款难问题,以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支持现代农业建设。民间资金大多来自乡镇企业,它们对农业有感情,比较熟悉,过去有些地区实行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政策时,曾对农业投资作出过贡献。现在大部分乡镇企业已改制为股份制企业,需要根据新情况,运用市场机制吸引它们投资。为此,需要发展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予以确权颁证,长久不变。同时,鼓励土地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流转集中,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国际竞争的实践证明,谁掌握了知识产权,谁就掌握了利润的分配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都在积极谋划,力求在科技创新上寻找出路,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产业、节能环保和低碳产业、绿色经济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我国要增强国际经济竞争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必须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力量攻克相关技术难题。目前,许多地方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点,但存在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政府部门和行业组织应围绕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由相关制造和应用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共同组织攻关,实行协同创新,尽快在新兴产业技术上有所突破,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在这方面,我们有制度优势和成熟经验,应进一步发挥好。

应重视发展先进制造业,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我国工业化起步晚,应发挥后发优势,积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走工业化与信息化相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只有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上找出路,企业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创造更多的技术成果和国际专利,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促进产业升级,尽快实现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

应充分发挥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使大学成为能够提供大量发明专利的创新基地,发挥大学院系和学科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坚持以科研带动教学,选拔具有创新能力的教师,培养创新型人才。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条捷径。当前发达国家不少企业陷入困境,为我们扩大国际并购、引进技术和人才提供了机遇。应利用好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为引进国外科技资源提供有力支持。

加快“营改增”等税制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所占比重分别为43%和34%,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低10和20个百分点左右。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长期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负过重。应尽快扩大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进一步提高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户的税收起征点,努力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应重点发展物流配送、信息咨询、会计审计、金融服务、网络营销、技术贸易、规划设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如果能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到目前世界平均50%左右的水平,就可新增就业1亿人以上,并使社会流通成本大大下降,还能大幅降低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深化税制改革,还能形成促进企业向研发和营销两端延伸的激励机制。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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