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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没有滑坡

在近日新京报对全国政协委员贺捷生女士专访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新京报:“现在有说法称整个社会道德滑坡,你怎么看?”贺捷生:“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近年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妥当的、让人感到难过的做法,但应该说是个例。这也是社会发展带来的。过去相对简单,现在则有多重忧患。”贺捷生女士能够否定“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很了不起的胸襟。

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在今天的中国甚嚣尘上,但并没有什么理性分析,基本属于凭感觉拍脑门的感叹。否定现在,崇拜过去,不过是一种传统的民族无意识。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写了个九斤老太,她的口头禅是“一代不如一代”,非常形象。“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论”的一个新表现而已。中国在春秋战国出现诸子百家时,主流的思维方式就是崇拜三代,批判当下,尤其以儒家学说为突出,几乎是无不以既往圣人为是非衡量标准,由此养成了“一代不如一代”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当然,不同的时代具体内涵会有差别,今天的“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所内涵的意识是对过去社会道德的赞扬。

今天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过去?如果改变一下提问方式,也就是今天青年的社会道德是否不如老年人?说个我身边的例子:跟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母亲也是基本不假思索地喜欢感叹“现在的人啊”,我问她坐地铁时什么人让座多,她回答:“现在小青年好,很热情让座。上点年龄的人就不是,最喜欢抢座位。”这时候,我母亲就承认现在的青年比过去的时代更有公德心了。我提醒母亲,出门问路等找青年人更能得到帮助,她按我说的去做,很有体会,虽然仍然习惯性地会感叹“现在的人啊”,但也会说“现在的小青年好,大学生好”。

过去的社会道德有三个特点:一是组织化,以组织原则和指示为是非标准,自己失去头脑;二是斗争化,做什么都要有根阶级斗争的弦,脑子里不是阴谋就是阳谋;三是表扬化,道德好坏以得到表扬为标准,为了得到表扬就泛滥了虚伪、虚假、做作。这三样特点纠合在一起是非常可怕的。比如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是个连跟亲近的人都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因为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互相出卖是很普遍的现象。在那样的道德环境下,即使幼稚的中、小学生也很有心计。我曾有个在“文革”早期做过中学红卫兵头头、现在是副厅级干部的酒友,他吹嘘他领导天才的一个事例是:成为头头后,要挑选、培养跟班,于是一次骑自行车经过一帮同班同学身边时,故意摔下躺在地上,眯着眼睛观察他们的反应,马上跑来扶他的人说明有忠心,就重用,惊叫、紧张的人次之,不积极的人说明不忠心,就给予“打倒”批判、批斗。当时他还只是15岁的初中学生,就有这样的诡计,是多么可怕?而这样的人现在是领导干部,是最喜欢说“社会道德不如以前”的。

“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与人们对社会治安的不满和对生活方式的误解有密切的感性关系。说是感性关系,是因为这种误解不是来源于理性。今天的社会治安诚然有问题,但不等于以前的社会治安就比现在好,比如在上海“文革”后期和结束的时候,马路边到处是耸着肩、抖着腿的“阿飞”,那时候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好抢,最常见的便只能是抢路过人的军帽,叫“飞帽子”。正是因为全国到处是“阿飞”,便构成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滥刑的“严打”理由。至于生活方式改变而导致“道德败坏”感叹泛滥,也是从“文革”后的“喇叭裤”开始的,人们一方面仇视“奇装异服”,一方面又积极穿着“奇装异服”,批判邓丽君“靡靡之音”的人也起劲卡拉OK“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就如民国时期很多一边提倡一夫一妻,一边三妻四妾的康有为式人物一样。

由于至今对过去的道德状况缺乏真实叙述,更多是虚假的美好化描述,而回忆通常总是美好的心理现象也加重了历史幻象,因此,“社会道德不如以前论”已经成了流行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下,贺捷生女士能指出“说现在不如以前了,这是不对的”,虽然孤独,但很有拨开云雾的意义。至少是今天的青年,就比过去的人单纯、直率、实在得多了。(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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