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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之冬

叙利亚的冬天不算寒冷,但是这个冬天对叙利亚民众来说无疑是“严酷”的。受为期近三年的动荡局势影响,大批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大量基础设施遭受严重损坏,这使得原本脆弱的叙利亚民生变得雪上加霜。

叙利亚问题虽然是全球化背景中东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一个缩影,但是与二战后中东地区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地区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二战结束之后,泛阿拉伯主义成为阿拉伯民族运动的主流,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以及源自叙利亚的复兴主义成为泛阿拉伯运动的两大理论基础。这两个理论都强调实现阿拉伯民族团结和统一,在阿拉伯世界建立共和政体和实现世俗化,对外则将斗争矛头指向新殖民主义者的代表国家以色列。

泛阿拉伯主义虽然有其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这一地区的少数教派参与地区政治提供了合理性基础。政治地位的获得不是以教派人数的多少、而是以对泛阿拉伯意识形态的忠诚和贡献来决定,在此基础上,出身少数教派的政治人物便获得了与多数教派出身的政治人物平等的政治地位。叙利亚的阿拉维派和基督徒的政治地位的获得便与此有关。

在20世纪50、60年代,泛阿拉伯主义对阿拉伯世界政治上的解构和重构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政治理念是对当时普遍存在于阿拉伯世界的王权体制和以家族统治为基础的主权国家的否定,其颠覆性显而易见。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王权体制被最终废除与此有关,因而也让沙特阿拉伯、约旦以及后来的海湾酋长国感到岌岌可危。在泛阿拉伯主义受到广泛欢迎和支持的50、60年代,叙利亚和埃及一道儿代表着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叙利亚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一直以来成为叙利亚民族自尊和骄傲的重要源泉。

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泛阿拉伯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中东地区政治局势进入急剧调整时期。纳赛尔总统的逝世及后期埃及和以色列关系的改善,使得泛阿拉伯运动大为削弱。原来处于守势的阿拉伯王权体制国家,因为拥有大量“石油美元”,其政治实力大为增长。约旦爆发的“黑九月事件”又使得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在复兴主义运动内部,以老阿萨德为领导的叙利亚复兴党和以萨达姆为领导的伊拉克复兴党之间关于该运动领导权之争达到白热化状态,与此同时,叙利亚卷入旷日持久的黎巴嫩内战,在北部,与土耳其之间因为领土纷争致使两国关系长期交恶。至70年代末期,叙利亚的周边环境充满敌意。依然坚持泛阿拉伯主义立场的叙利亚不但树敌众多,而且因其自身国力束缚,难免有“小马拉大车”的感觉。在这种困境下,老阿萨德不得不在阿拉伯世界和自己周边之外的地区寻找战略盟友。两伊战争的爆发为叙利亚与伊朗的走近创造契机。叙利亚与伊朗的结盟完全符合最基本和传统的战略逻辑,即,“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共同的战略利益需求成为叙利亚和伊朗建立战略同盟的基础。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媒体与战略分析人士刻意渲染强调的阿拉维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一致性或亲缘性,则是源于一种流行的错误认知,更多是为了夸大和强化叙利亚内部的教派冲突。

进入80年代之后,叙利亚所面临局势的复杂性,曾让老阿萨德心力交瘁,而其刻意培养的接班人、其长子巴希勒在90年代又遭遇车祸身亡。远在伦敦的巴沙尔不得不临危受命,在老阿萨德身后出任叙利亚总统。尽管此前突击接受一定的政治训练,但是在老阿萨德逝世之后,巴沙尔不得不依赖复兴党内“托孤重臣”的辅佐,然而对于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有所目染的巴沙尔确实曾给叙利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带来一股清新。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方面故伎重施,急于将巴沙尔刻画成为一个“独裁者”“专制暴君”,将其等同于萨达姆、卡扎菲甚至穆巴拉克或萨利赫类的老派强权人物,为其推翻叙利亚政府制造合理性。这是罔顾巴沙尔上台之后,叙利亚国内政局和社会相对开明的事实的宣传攻势。但是,巴沙尔在“继承”总统职位的同时,也继承了前辈的恩怨和敌人以及叙利亚脆弱的民生,确是一个基本事实。

当下叙利亚局势可以看作老阿萨德所预想的战略困局的现实总爆发,反叙利亚政府的各种势力都借机采取行动,欲置巴沙尔家族和他本人于死地而后快。而在当下,不可否认,伊斯兰激进主义成为叙利亚政府需要面对的主要敌人。众所周知,伊斯兰激进主义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反对任何世俗甚至温和伊斯兰信仰的政权。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为在叙活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张目的美国的“民主、自由”等主张也不能为激进伊斯兰势力所容忍,而是被列入“偶像崇拜”的行列而加以拒绝和排斥。如果在美国的纵容和错误战略指导下,伊斯兰极端势力成功进入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政权体系,无疑将会以牺牲叙利亚现存社会多元性和世俗性为代价,届时,不但民主制度建设遥遥无期,而且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叙利亚将会从一个政治高地变成一个政治洼地,各种政治势力都会来叙利亚蹚政治浑水。现在反叙的各种政治势力对叙利亚的态度大多是报复性的、破坏性的,是政治积怨的总爆发,最终结果无疑是动荡不安和民不聊生。任何对叙利亚抱有建设性立场的国家和政治势力,无不希望叙利亚问题能够得到和平的政治解决,叙利亚民众的民主和发展诉求在和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满足。计划中的日内瓦会议为叙利亚的和平解决现出一丝曙光和暖意,然而美国却多次提出将巴沙尔总统下台作为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前提条件,这无疑是向各方面反叙势力吹响了冲锋号角,加剧了叙利亚局势的,使得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变得“树欲静而风不止”了。

平心而论,回顾叙利亚和埃及的历史,我们都能看到“相对民主”的政治发展阶段的存在。但是二战之后中东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以色列的建国给阿拉伯人造成的心理影响以及后来阿以冲突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使得信奉泛阿拉伯主义的叙利亚和埃及难以朝着一个正常的国家方向发展。同以色列的长期敌对以及因战场失利而遭受的屈辱,使得两国民众对于官僚之间无休止的“议而不决”感到厌倦,为强权政治人物和政治势力的发展奠定基础。而时至今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一种开明的“权威(威权)体制”对叙利亚国家和民众的福祉而言也不失为一个现实选择。二战后叙利亚的国内政治和阿拉伯地区政治发展造成了叙利亚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使得西方式的民主成为一种难以偿付的“奢侈”,在这种情况下奢谈“民主与自由”,就显得别有用心了。而开明的“权威(威权)体制”会在维护叙利亚稳定和统一的基础上,集中国家各种资源,寻找一条适合叙利亚自身状况的发展之路,破解叙利亚发展的困境。尽管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是无论如何,寻求叙利亚问题的有效政治解决、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应当时是当前第一要务,任何为政治解决设置先决条件的做法都是置叙利亚民众的疾苦于不顾,是一种违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冷漠”。基础脆弱而又饱受内战蹂躏的叙利亚民生亟需得到改善,国际社会应当为援助危机后的叙利亚重建做好准备和努力,尽早结束这个对叙利亚人民而言的漫长“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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