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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不会动别人奶酪

赵磊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会晤时,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中国提议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合作共赢:目前,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普遍较差,提升空间巨大,很多国家缺水、却电、却道路。据统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国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合计约需8万亿美元。早在2010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确定了700多项工程和计划,投资规模约达3800万美元。但是一说到资金支持,很多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就“退居二线”、“缩手缩脚”。

亚投行的经济意义有三个层面:1、通过互联互通,不断增强成员国自我发展能力;2、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能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其经济复苏;3、有利于扩大全球总需求,提振国际社会的经济信心。

需求决定亚投行的成败:由于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仅凭各国一己之力,难以解决,必须采取多边的方式进行推动。例如,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需要海上的连接。印尼已经制定了全国计划,要建设2000公里的道路、10个机场、10个港口和10个工业园区。但稳定的资金来源不是印尼一国能够解决的。另一方面,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经验、有技术,也有深入人心的理念:“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国理念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此外,已有金融机构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亚洲地区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投资额,但是亚行(亚洲开发银行)只能提供5%。这个巨大的缺口,也正是亚投行应运而生的契机。

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第一,共性包括:1、都是多边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发放贷款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的发展问题。2、都是国际公共产品,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即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管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不以赚钱、赢利为目的,而是要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进步。第二,差别主要表现在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1、亚投行是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区域性融资平台,贷款重点服务于亚洲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行融入了更多西方价值观(贷款有苛刻的政治、人权条件),贷款重点服务于全球的减贫工作。

目前,世界上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分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在华盛顿),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都是第一大出资国,拥有一票否决权。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世界银行的贷款作用在减退,部分原因在于针对贫困国家的贷款条件太苛刻。根据规则,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亚洲银行,要获得他们的贷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人权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环保、劳工等多方面的要求。所以,经济问题政治化、死气沉沉的管理方式、条件苛刻、效率不高,使很多国家开始反感,“我没钱,但是我要被尊重”,不希望这些组织对贷款国说三道四。

美国和欧洲非常擅于利用金融工具:历史上,英国秩序同英镑的稳定密切相关,而英镑的稳定与金本位制的确立密切相关。英镑逐渐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今天,美国秩序同美元的稳定密切相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以及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同时,西方国家的金融工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1年成立,总部设在伦敦。主要任务是帮助东欧、中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化,具体内容如加强民主、尊重人权等,常有干涉一国内政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既要强调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多边开发银行的互补关系,也要强调他们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服务,更好地提升后者的活力与服务意识。亚投行与世界银行、亚行等组织的确有竞争关系,但是竞争的不是霸权,而是市场,是好评,是世界进步的现实意义。良性竞争对于开发贷款以及其他市场都是有利的。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避免简单类比,一方面不要一方面反对别人拿“马歇尔计划”类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另一方面自我陶醉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维护一国霸权的意味。许多西方媒体将亚投行称作是中国控制的,这不客观。此前中国对外表示可出资到50%,这表明中国对亚投行的强力支持,但也不一定非要50%,随着亚投行成员的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中国有控制的能力,但没有控制的意愿:中国不寻求一票否决权,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反对美国在世界银行拥有否决权,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是亚投行的发起国与关键力量:中国推崇协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来决定。中国要推动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把具体的项目做扎实。

亚投行表明中国外交布局的重大调整: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是中国的外交布局。可以预见,多边外交将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亚投行等多边机制,既有利于中国整合周边与全球资源,也有利于中国赢得良好的口碑与声誉。

为什么大家争着想做创始国:国家在考虑回报的时候,既包括经济回报也包括政治回报;创始会员国会得到特殊的政治回报,会载入史册,特别是大国非常在意这个。小国更加关注具体的经济回报。从原则来说,创始会员国与其他会员国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并无区别。金融机构最大的特权是投票权,投票权的多寡取决于成员国的出资份额。具体来说,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各国的经济权重,以经济权重来衡量各国的出资份额和股份分配的比例。由此看来,创始会员国的特权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即“历史不会忘记”。

要避免亚投行被过度政治化:中国要推动国际规则更加合理与完善,但不是要进行颠覆。在国际关系中,负责任不仅仅指要援助、要砸钱,更强调公共产品的提供,要有议程设置的能力:我不能决定大家内心想什么,但我能决定大家讨论什么。要避免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的政治化,要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规上做文章,推动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公平性发展。1、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要符合绿色和低碳标准,要有人文情怀、要在生态友好上下功夫;2、包容性发展,使各国人民有机会的参与到亚洲的共同事业中来,要避免由于边缘化状态而导致的极端化情绪的蔓延。3、公平性发展,既要反对霸权,也要反对特权,使公平成为亚洲国家的共同价值。目前的突破口:成立后要提高放贷效率,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但同时要制订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保障条款。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的门罗主义”。开始的时候,美国游说七国集团和亚洲盟友不要加入该机构。美国认为,鉴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存在,没有必要再建一家新的开发贷款机构。美国的担心:1、从战略来说,亚投行会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石——全球货币与金融秩序,美国已经领导了70年;2、从技术来说,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金融组织,美国担心贷款标准是否会很低,或形同虚设。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今天,美国在能源领域、金融领域都感受到了中国强大的竞争压力。

3月23日,奥巴马称欢迎亚投行的设立并表示亚投行可以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展开合作。美国态度的转变不仅仅是因为盟友的倒戈,更主要是国内压力:1、全球经济新格局的主要标志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要接受这个事实;2、加入才有可能从内部影响亚投行的发展。

从围堵到合作,也表现出美国态度的虚伪性:一方面,不停敦促中国发挥与其日益增强的实力相符的国际责任,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当中国朝这个方向努力时,比如建立亚投行,美国却试图阻挠,这就显得短视和虚伪了。对中国人而言,亚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与华盛顿争斗全球经济影响力,而是发展中国家与西方经济秩序的博弈。

亚投行是中国“共同体外交”的新载体:“共同体外交”的实质,不是单纯寻求一国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区域开放主义、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体外交”的逻辑基础。这也是区域多边主义与开放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共同体有三个阶段:利益共同体,即要在满足需求上做文章;命运共同体,即要在应对挑战与回应压力上做文章;价值共同体,即要在相关欣赏与内心认同上做文章。

从金砖银行到丝路基金再到亚投行,中国要把一带一路做实:金砖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平台的建立,使中国梦同亚洲梦、世界梦有了对接与落地的抓手。但是,要避免资源多而杂乱,要做“精致资源”:在经济上,要处理好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平台的关系,这些组织有很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有全球视野,因此中国要主动地学习借鉴,要合作共赢。这些新平台与现有国际金融机制是互补、合作的关系,也是推动后者不断完善的新鲜血液。

3月26-29日举行博鳌亚洲论坛,“一带一路”规划将正式发布。“一带一路”范围广,规划不会过细,更多是原则性的表述,要留下足够多的、动态性的空间让丝路国家和企业去参与,不希望限制参与国和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主要提供方向性内容,如交通、能源、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重点与合作领域是什么?这个方向与亚投行的工作重点是匹配的。亚投行已经箭在弦上,要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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