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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的目标模式

●从改革全局看,社会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体制,80年代又开始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传统的社会体制进行改革。目前的中国社会体制既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又带有发达国家的一些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需要通过完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来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建立合理的利益格局,充分动员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包括:通过参与来实现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通过公众参与使居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事务,减少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投入和负担,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社会体制变革。没有社会体制改革或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会步履维艰。改革是为了激发发展活力。经济活力源自产权明晰和竞争环境公平,社会活力来自利益格局合理和生活环境公正,政治活力产生于权利平等和民主决策机制完善,文化活力来自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一个社会越平等,信任就越大,凝聚力就越强。因此在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中,必然包含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这四个部分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可界定为“建立在合理利益和公正决策边界下的公众参与”

社会体制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模式,它以利益格局和参与方式为边界条件,以平等为价值基础,通过志愿机制动员社会资源,充分激发个人和集体的参与热情,通过社会自治实现社会善治。换句话说,社会体制是指为了处理社会事务而建立的约束个人和群体行为的规范,包括如何最有效最合理地分配财产,如何对社会事务决策,以及如何参与社会生活等。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的历史,我们经历了一个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社会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间并不长,社会体制改革也需要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把社会体制描述清楚,但是,比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可以先建立一个目标模式,然后沿着这个目标模式不断推进还是可行的。

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把当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界定为“建立在合理利益和公正决策边界下的公众参与”,并认为比较理想的社会体制是这样的:在合理利益和公正决策边界下,它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动员公众参与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社会要受到约束,由国家来提供人人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这种体制里,也还存在许许多多方面的不公,但基本平等和公平正义是可以确保的。

●通过顶层设计和创新建立中国社会体制的“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制度环境

要实现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必须通过顶层设计和创新建立中国社会体制的“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制度环境。具体来说:

其一,明确社会进步、社会秩序、社会和谐是社会宏观调控的目标。社会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发展规划、公共财政、社会规范,以及行政手段。总体来看,中央政府在社会领域宏观调控问题上的责任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制定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社会和企业参与社会事务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则负责社会组织、慈善事业、基层组织、公民参与等社会事务。在这个框架内,地方和基层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空间大大拓宽。

其二,明确顶层设计的主要任务是规定社会进步的目标、原则、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把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实施手段交给地方和基层政府自己去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发掘符合本地特点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并在中央政府规定的目标和原则框架下行事,从而突破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不能走出的怪圈:中央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细致周密,地方政府政策粗糙无序。在经济领域,中央政府围绕着国家经济稳定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研究经济的宏观调控措施,把具体的经济运行交给市场去调解;在社会领域,中央政府围绕着国家社会稳定有序和国家统一研究社会的宏观调控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把具体的社会事务交给基层政府和社会去解决;在文化领域,中央政府围绕着加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建立核心价值体系,把具体的文化活动依据性质交给社会和市场运作,然后潜移默化成为社会凝聚力。

其三,不断提升多元治理艺术水平。社会是特定的制度结果,也是教育和居民文化培育的过程,它通过人的自治能力锻炼,自治纽带形成,增进个人责任、公民意识、社会自主性,使多元治理制度成为可能。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显示出社会需求、公共资源、多元治理之间衔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当然,它还需要不断历练,各级政府应创造条件使其不断发展,逐步完善。完善多元治理,需要进一步创造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公民文化素质和社会责任的培育,它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它的培育需要一个较经济发展更长的历程,甚至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必须从现在做起。二是完善法治和政策环境,它是多元治理的规则基础,这些在现阶段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三是个人权利保障,确保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它是社会的理性基础,也需要一个过程,它也需要每个人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以便能够承担起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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