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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拒收高危孕妇不能自说自话

“没有引产药水,不能做手术。”怀孕八个多月的赵女士近日在云南大板桥中心医院做产检,发现胎儿已停止胎动2天。医生建议她去大医院做引产手术,没想到她先后辗转到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妇幼保健院、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求医,都被医生以“没有引产药水”的原因拒收。最后,赵女士不得已通过媒体帮助,得到了武警云南总队医院的救治。(10月28日中广网)

《执业医师法》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这从法制层面明确了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是医院的天职。当然,履行天职也得从实际情况出发,毕竟,见死不救和爱莫能助完全是两码事。正因如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1条给医院“见死不救”网开了一面,“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者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此语境下,当地多家医院以“没有引产药水”为理由拒收高危孕妇,从法理上似乎是说得过去的。

不过。医院“见死不救”不该由其自说自话,究竟是因为当时条件所限还是担心医闹而拒收高危孕妇,都该由位处第三方的医疗监督机构介入调查,并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公众(至少是当事孕妇)一个明确说法。毕竟,在高度市场化的医疗领域,医院出于利益考虑对患者的经济状况以及救助本身的风险评估后,找个“见死不救”的理由可谓轻而易举。正如一产科专家所言“没有引产药水根本不可能发生,因为这属于医院常备药品。”事实上恐怕也如此,拒收高危孕妇的医院当是当地较为有名的医院,尤其是像妇幼保健院这样的专业生产医院“没有引产药水”,教人如何相信呢?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任没有听到任何监管机构声称介入调查。这种局面怎能让人放心呢?毕竟,虽然该高危孕妇最终在媒体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家医院的救治,但谁又能保证哪天哪个患者会因被医院拒之门外而权益受损呢?总不能每次都等到因医院“见死不救”而产生恶劣后果才启动调查吧?也许有人会说,监管部门缺乏主动作为意识,被拒收的高危孕妇可以自己走维权渠道嘛!?

但事实上,在我国的医患纠纷中,绝大多数患者处于弱势地位。当医疗纠纷发生后,需要患者家属自己做出举证。患者家属需要自己找鉴定单位、集合鉴定专家,进行一次鉴定再调解的时间也是十分漫长,有的甚至需要1年以及更多的时间。这种看似正常的高成本的维权机制,往往使得不少患者“剑走偏锋”。

当然,监管部门的主动作为意识不足,依然是现行相关制度不健全所致。事实上,先有医疗机构的极端市场化,然后才有医疗机构屡屡“见死不救”的丑闻。这从逻辑上提醒我们,政府将医院推向市场之后没有及时制定完善的监管机制,以保证医疗机构浓厚的公益属性,如监管主体在什么时候要主动介入调查以及处理程序、处理结果等的公开透明。此语境下,职能部门很容易将医疗纠纷视为一般的民事纠纷,进而采取不诉不理抑或听之任之的态度。因此,要根治医院见死不救乃至医闹问题,最终之路不是靠权力发话或是医疗机构的道德自省,而从制度上填补职能部门于医疗领域的职责不足,以实现医患双方的均衡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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