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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无人可用时才想起外来工

离春节还有几天的时间,随着大批外来务工者的返乡,新一轮的保姆荒、废品荒、用餐荒正在北京蔓延开来。专家称,市民因外地人离开遭遇生活的困难,表明北京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的贡献。不过,这种困难只是暂时的。

专家所谓“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容易理解,北京市民所遭遇的这一轮生活不便,不过是因为外地人回家过年所引起,而过年也就那么几天,随着他们的返京,问题将迎刃而解。但是,如果这些外地人一去不复返怎么办?不要以为这种提问只是杞人忧天———实际上,不少专家学者正是这样想的。

从中国人民大学张惟英教授的“人口准入制度”,到晏懋洵教授的用“学历水平或经济手段”加以控制,再到周浩博士的“运用经济杠杆”调控……面对日益纷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北京专家学者纷纷把矛头对准外地人,仿佛这些人就是搅乱北京的“万恶之源”。新近的例子是,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在去年底指出:“北京这样一个城市,想要兼顾富人、穷人、北京人、外地人各类人群的利益,是绝对不可能的。谁来都欢迎,啥人都能活的思想,要不得。”

既然“谁来都欢迎的思想要不得”,那么,在这些专家眼里,北京应该欢迎谁呢?答案不言而喻。如果说专家学者的此类惊人之语,已经每每使人心惊肉跳的话,当这些刺耳的言辞转化为冰冷的政策,不由得令那些怀揣梦想的“北漂”感受到切肤之痛———北京市2011年两会不久前刚刚落幕,其中关键词就是控制,即调控人口和交通控制。实际上,从今年元旦开始,北京已经开始清理地下租房者,而近200万的地下租房者几乎全部为外地流动人口,此举也因此标志着北京人口调控开始动真格。

尽管张惟英及其“人口准入制度”早在2005年就遭到舆论的猛烈炮轰,但通过行政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动的努力却似乎从未停止,此举的背景是,过去10年间,北京人口在以每年近40万的数量激增,北京市政府曾估算人口最大承载量为1750万,然而截至2009年年末,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972万。人口的快速增长令北京不堪重负,在城市决定“轻装前进”的过程中,外地人往往最容易成为率先丢掉的“包袱”,为他们打上“低素质”标签则不失为拒之门外的最佳理由。问题是,这些“低素质人群”对于高速发展的城市,真的那么可有可无吗?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仅应是一个人口得以有序流动的城市,同时更应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城市,各个阶层都应该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人口流动总是由低向高,北京成为外地人首选,不过是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的当下,北京垄断了更多得天独厚的资源。从这种意义上说,北京快速增长的人口难题,实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必然代价,只要巨大的地域福利差距依然存在,北京将一如既往释放巨大的吸附力,行政力量的干预不仅容易因罔顾民生陷于“不仁”,更容易因恃强凌弱陷于“不义”。

外地人之所以奔赴北京,不仅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向往,更是出于对公平发展的追求———在那些习惯于居高临下以道德优势来打量他们的专家学者眼里,这最浅显的道理恰恰是他们最容易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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