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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的三个依据

无论是公共权力,还是个人权利,其“天性”都不是公开。个人权利,有隐私的性质和要求;公共权力的公开,不仅不易,而且很难。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各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史就清楚了。人类创造各种社会文明、制度,法律是很早的人类文明产物,但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定却很晚。而且,迄今为止,也就几十个国家制定有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1766年瑞典《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第一部从宪法层面确认公民出版自由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该法律要求政府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各国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多是上世纪60年代后的事情。1966年美国颁布《信息自由法》,法国1978年通过《自由获得行政文件法》,1982年加拿大制定《信息获取法》,1982年澳大利亚制定《赋予国民了解联邦政府及其机构的公文文件的权利的法律》,1991年荷兰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1999年日本《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定,1996年韩国《政府信息公开法》颁布,2005年德国《信息自由法》在议会通过,2005年英国的《信息自由法》开始生效实施,等等。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历史,也不过短短几十年。

人类过去几千年文明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不公开政府信息的历史。那为什么还要改变呢?我们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对这些根本性问题,必须作出正面、清楚的回答。否则,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就缺乏足够的依据和合理性。我认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政治依据、经济社会依据和法律权利依据。从政治上讲,阳光政府建设主要解决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问题;从经济和社会服务上讲,阳光政府建设主要解决政府公共服务的公开透明问题;从法律上讲,阳光政府建设主要解决权利义务事项的利益公开问题。所以,我国阳光政府的建设,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和要求。

权力阳光

权力阳光的核心,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

政府机关权力的来源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既然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归属于人民、受人民支配,人民是对政府机关授权,不是政府机关与人民分权,因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委托代理关系,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委托人,政府则是人民权力的代理人、受托人,并由此衍生出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公仆所做的事情,主人自然有权知道;否则,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了一句空洞口号。与政府权力的来源相适应,政府信息不是来自于政府本身,而是来源于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是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活动中产生的,为民众的税收所支持,政府利用税金搜集、掌握的信息本质上具有“公共财产”性质,属于公共产品或公共资源,政府只是暂时的“持有者”或“保管者”,因此,政府信息不应被政府垄断或者把持,而应为民众共有、共享与共用,以还其本来的公共属性。

行政权力涉及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组织管理,包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和福利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政府信息公开极为必要。信息公开的程度和获取信息的途径,直接影响公众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公开对于信息的有效参与是最基本的,及时地公开有关信息,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是提升公众的信任度,促使和保证公众参与的先决条件。信息公开是政府科学决策的条件。政府决策离不开民众的参与,在政府信息已经成为民众信息主要来源的今天,政府信息的公开和民众对政府信息的收集、整理及分析成为民众明智判断的重要前提。

政府信息公开是防止政府权力腐败和不当行使的重要机制。现代社会,在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与所有者相分离的情况下,由于任何政治权力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可以为权力主体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