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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崇高理念的犯罪为何会发生?

现代文明的根基其实仍然相当脆弱,它随时可能被极端者与阴谋家轻易打破。当这个极端者是布雷维克时,引发的将是一次连环杀人惨案;而当这个极端者是希特勒时,引发的就将是死伤数千万人世界大战。将世界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可能恰恰是人类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崇高理念”。

诺兰的《蝙蝠侠前传Ⅱ:黑暗骑士》中的反派boss小丑讽刺高谭市的黑帮头领说,你们脑子里除了钱就是钱,这个城市缺了点“高品质的犯罪”,接着将一堆小山高的美钞烧为灰烬。

小丑的犯罪不为任何物质利益,他与蝙蝠侠更没有任何私人恩怨,他的犯罪完全是其价值观与社会哲学主导下的理性选择——这种“高品质犯罪”在美国影片中很常见,最经典的如《七宗罪》、《电锯惊魂》、《天生杀人狂》等。从道德的角度看,《七宗罪》里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谓罪有应得,凶手扮演了“末日审判者”的上帝角色;《电锯惊魂》与《天生杀人狂》中凶手所杀的对象虽然未必罪有应得,但凶手的杀人动机却引人深思。此类极端犯罪,已超越了“形而下”的具体物质利益与私人恩怨,可以说是“形而上”的“理念型”犯罪。

导致77人死亡的挪威连环枪击案也属于此类极端犯罪。凶手布雷维克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其犯罪也不为获取任何物质性利益,而是为了捍卫自己所坚持的极端道德、政治与宗教理念,最终酿成了数十名无辜者死亡的人间惨剧。

8月24日,布雷维克被判处21年监禁。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杀害77人却只被判处21年监禁,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但从实在法的角度来看,这种结果并无不当。挪威没有死刑,21年监禁已是挪威的最高刑罚;21年监禁结束后,若法官觉得布雷维克对社会仍有危险性,还可以继续对其实施监禁,布雷维克余生多半将会在监狱中度过。所以,对这种法理上所谓的“极为罕见”的犯罪行为,虽然其危害性极为严重,但法律却不宜因为这样一个罕见性的犯罪行为而彻底调整其早已延续多年的刑罚体系;因某一犯罪行为危害程度的严重而欲对罪犯施加法外的重刑,更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罪刑法定”原则格格不入。

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对于此类极端犯罪,“死刑”完全不具有任何威慑力。《黑暗骑士》中的小丑被蝙蝠侠扔下高楼时,不仅没有丝毫恐惧,反而无所谓地哈哈大笑;《七宗罪》里的凶手更是把自己本人也列入了谋杀名单。挪威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布雷维克同样拒绝承认自己有精神问题(如果被认定为精神病,则可以减轻处罚),并且绝不认罪。可见,对于这种“理念型”的罪犯而言,世俗的道德、伦理、法律对他根本不能构成任何因“罪感”而产生的道德压力,他们坚信自己理念及行为的正当性,并随时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他们漠视生命、超越生死、无惧恐惧与死亡。剥夺其生命权,不仅对预防犯罪没有任何效果,而且他本人因捍卫自己所坚持的理念而丧命的结果可能反而会增加其行为模式的传播广度与影响力——只要他所坚持的极端理念出现下一个认同者,此类犯罪便有可能卷土重来。

可见,对于这种完全超越生死、漠视生命的极端罪犯而言,对其施加法外的“死刑”或许能暂时满足公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始报应正义感,但对预防此类犯罪再次发生却没有任何效力。按照既定、公开的法律规则,对罪犯施予程序公正的刑罚,并反思凶手极端理念的社会、文化根源,才是预防此类犯罪的根本手段。

勿庸置疑,每个成年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此类极端犯罪确实是现代性的衍生物,它内在于现代文明本身,并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不断酝酿滋长,一旦受到某种契机的触动,它便会摆脱现代文明本身设定的限制,蜕变成祸害人间的恶魔。这种极端犯罪不仅会给具体的个人带来严重的伤害,而且还会对现代性价值观形成极大的冲击,促使人类进一步去反思现代性文明的价值根基,从而对人类自身的堕落保持警惕。

在前近代社会中,人类所能创造的物质财富无论是数量与种类都相当有限,人类欲望的宽度与广度受其物质生产水平所限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维护个人与家庭(家族)的物质生存需要与个体性名誉往往已是生活的全部,他们不太可能具备“理念型”犯罪需要的物质资源与智识储备。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近代社会的谋杀类犯罪大都与具体的物质利益或恩怨情仇有关,如清代刑部人命类案件,绝大多数都涉及奸情、钱财与私人恩怨,绝少有超越物质利益或私人恩怨之上的现代性“理念型”犯罪。而在尚未完成现代转型的当代中国,由于生存仍然是普通民众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从实际的司法案例来看,中国当前的谋杀、伤害类犯罪也多由于具体的物质性利益冲突而导致,西方社会那种“理念型”的极端杀手,在中国并不多见;在朝鲜这样的极权国家中,出现布雷维克这种连环杀手的可能性更几乎为零。

极端型犯罪是现代性孕育出的怪胎。“现代性”是一个歧义繁复的概念,不同领域学者对其有不同界定。简单地说,通常意义上的“现代性”,就是指政治上的民主、宪政、法治与分权制衡,经济上的自由市场,文化上的多元并存,宗教上的宽容精神。现代性不仅使人类的物质财富种类与数量出现了几何式的增长,而且还促进了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富足、文明与稳定。

与此同时,现代性也使现代社会出现各种新的焦虑、紧张与危机。

现代性的本质是一个世界“祛魅化”的过程。自近代以来,随着理性与科学威力的不断显现,众神逐渐从世界隐退,人类开始独自面对这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陌生世界。随着众神的隐退,政治的合法性与“神”不再有任何关联,而只与人类自身的自主选择有关;国家只是一个价值无涉的理性架构,它没有权力干涉私人的道德与信仰,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道德与信仰负责。世界的“祛魅化”固然使人类自身的理性力量获得了极大的解放,然而,相对于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密的世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不仅没有变得更强大,反而变得更加缈小、更加孤独。此时,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能力为自己作出正确的抉择,更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寻找到价值的皈依之所。

面对这样一个无所适从而又庞大陌生的世界,人类会习惯性回归自己种族的传统与文化,就像溺水者一样,他们会将自己种族的传统与文化视为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根本。这样,多元文化会使他们无所适从,多种价值观的碰撞会使他们焦虑、紧张。他们会将所有异己的文化与价值理念视为可能会威及自己存在的敌意“他者”,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传统与文化不被敌意“他者”所湮灭,极端者便有可能采取在物理上消灭异己“他者”的极端行为。挪威连环杀手案的凶手布雷维克为自己的政治、宗教观点写下了几百上千页的长篇论述,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反对挪威的移民政策与宗教自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对异己文化与异己宗教的排斥是他犯罪的深层动机。

由此可见,以理性、多元、宽容为核心的现代性一方面确实促进了世界的文明与进步,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人类社会的新的分裂、紧张与焦虑,当这种分裂、紧张与焦虑酝酿发酵到一定程度,极端型犯罪便有可能发生。因此,在谴责连环杀人穷凶极恶的同时,也不应该被现代文明表面的富足、优雅与平和所迷惑,须知现代文明的根基其实仍然相当脆弱,它随时可能被极端者与阴谋家轻易打破。当这个极端者是布雷维克时,引发的将是一次震惊世界的连环杀人惨案;而当这个极端者是希特勒时,引发的就将是死伤数千万人世界大战。

然而,对现代性弊端的反思绝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否定与拒绝,“理念型”极端犯罪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的彻底失败,而只意味着现代性所坚持的“理性”、“多元”、“宽容”价值仍未真正实现。任何一种理念,无论其看似多么高尚,只要其将消灭他人身体作为捍卫自己伟光正的手段,便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将世界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可能恰恰是人类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崇高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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