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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书院,其院虽旧,其命维新

你从远处放眼岳麓山,看不到岳麓书院,只看到一片苍茫翠绿。你走近岳麓书院,看不到书院内纵横交错的建筑,只看到大树掩映下的一扇大门和一堵高高的墙。

这就是“纳于大麓,藏之名山”的岳麓书院,在这麓山下,在这围墙里,做了一千年的文化梦。

常在书院旁边走过,我对这片围墙有着近乎迷恋的感觉。虽然不能直接看到书院里面辉煌庄严的建筑,但是,这种庭院深深而被遮蔽的样子,更有一种磁场般的力量吸引着我。

惟当这座书院被围墙庇护时,它的古朴和高贵,才更加彰显出来。书院是隐藏的,就像中国的文化有着含蓄的性格。

我想,我所见过的墙,大概再也没有比书院的围墙更有意思的了。它既不像现代高楼的墙体粉饰得华丽工整,也远非乡下以树干扎成的栅栏篱笆可比。

它重叠如鱼鳞的瓦片,它形状各异、小巧透视的窗口,它墙上雕刻细腻的花纹,它随着山势起伏的优美曲线,它靠近文庙的黄红相间的颜色,或者一座古老庄严的“道冠古今”、“德配天地”的牌坊立于其中,亦或“桐荫别径”的椭圆形洞口穿墙而过直达书院后山。

一座围墙包含了如此浓厚的中国艺术气息,拒绝方方正正,拒绝一切古板平整,我愈发觉得这围墙可爱。

我经过书院时,总喜欢沿着它的墙体蜿蜒而上。我小心翼翼地,生怕惊动了安栖于此的圣贤的灵魂。尤其在幽静的晚上,一弯月亮熠熠生辉,光辉投向墙上的灰暗的瓦片,一种怀古之情便幽然升起。

一座书院,经无数劫难而不断新生,历千年沧桑而屹立不倒,藏之名山而愈发神圣。

我站在书院面前,环顾四周,惊讶在鳞次栉比的现代城市边缘,静静躺卧着一座千年幽幽的庭院。但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千百年来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了,再也感受不到这片土地激发出来的“云兴雷奋”。我似乎只有静静地聆听,猛力地叩击这座墙,才能从墙的另一边听到历史的回音。

如果回到90年前,青年毛泽东刚从河对岸的湖南一师毕业,与蔡和森等一干青年寓居于此,探讨救国真理,领悟匾额“实事求是”的真谛。有时干脆大呼“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顶着狂风暴雨奔向山顶。早年求学于此且又执教于此的杨昌济先生,慧眼识英才,致信好友章士钊,赞扬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从此,一股改造世界的革命之风在此兴起。

如果回到112年前,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舆论大噪,维新领袖梁启超来到长沙,与谭嗣同等主持时务学堂,而保守派的王先谦等主持岳麓书院,维新与守旧两派顿起唇枪舌战,造就了“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的局面,一时湖南成为最富朝气的省。后两校合并为湖南高等大学堂,书院内建有时务轩,以作纪念。那时,中国面临着新与旧的抉择,岳麓书院处于风口浪尖上。

如果回到178年前,湖南巡抚吴荣光在书院内创建湘水校经堂,力图打破经学的繁琐教条,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反对空疏之谈。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相继入学,之后奋起卫道而东征太平天国,继而发动亘古未有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一时“楚材蔚起、奋志安壤”,“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一座书院的兴盛,创造了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湖南人写就的辉煌,更是开启了湖南人才雨后春笋般崛起的序幕。

往回退196年,一介书生魏源来到书院求学,讲求经世致用之学,适逢中英鸦片战争,他力主抗英,但眼见时局衰败,愤而辞归。后受好友林则徐所托,发愤著述,潜心编撰《海国图志》,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竟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较量中,岳麓书院倡导通经致用的学风初见成效。

往回退270年,20岁的王夫之就读于此,创立“行社”,反对空谈,结立“匡社”,立志匡扶社稷。而时局飘摇,大好河山在满族铁骑的蹂躏下破碎不已。他多次组织抗清终归失败,最后隐匿于衡阳湘西草堂,誓与满清不共戴天。“六经责我开生面”,青灯下他发愤著述,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也是湖南学术史上“经世致用”的首倡者。

往回退502年,心学创始人王阳明被贬贵州,途经湖南。对于岳麓书院,他是“隔江岳麓悬情久”。然而其时朱张遗迹湮没已久,湖湘学派被人淡忘。“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阳明先生的到来,带来了新鲜的学术风气,湖南又兴起了许多有志之士。这里,成了湖湘理学与阳明心学激荡的场所。

往回退843年,一代理学开创者朱熹从福建崇安启程,行程近一个月抵达长沙,与主持岳麓书院的张栻就“中和”、“太极”、“仁”等理学命题进行探讨。并在书院讲堂公开会讲,激烈辩论,引来无数学生聆听,“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岳麓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剧烈的心跳。朱张会讲开启了书院自由会讲的先河,一道思辩之风流行于南国的儒林。

往回上溯到公元976年,距今整整千年有余,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于是湖南的蛮荒之地开始有了朗朗书声,进而发展成理学之邦,有了“潇湘洙泗”的美誉,儒家礼乐在湖南徐徐兴起。这几乎就回到了中国礼仪教化的原初场所。

从千年前的礼乐文明,到近世“打倒礼教”的革命潮流,再到今天回归中国固有的精神,可以说,发生在这座围墙内的风云激荡,完整地见证了唐宋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儒学内部的转型,由习俗礼仪的儒学而到思辨超越的儒学,由理学而到心学,再延伸到实践的领域,湖南人以特有的经世致用、通变求新的精神,推动着中国文明的演进,进而迎接西方文明的挑战。

我很欣慰在这一千年的历史动荡中,乃至在晚清以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二十世纪愈演愈烈的改造世界的革命中,岳麓书院隐藏在这座名山下,它的基本格局没有动摇,它的建筑大体保留了儒家礼仪的秩序格局,让我们仍得以窥见中国礼乐文明的精神,触摸到中国文化的根。

这围墙内过去发生的一切,让我怅望不已,常起复古之幽情。但是我知道,纵使我翻过这有形的墙,也难以追寻到先贤的足迹。这墙外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书院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在围墙里,也不过是隐藏着那些圣贤的英灵而已。如果我们不能用心志切身去感受它,我们还如何能够唤起这些英灵呢?这座庭院,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力量吸纳有志之士前来朝拜呢?

书院建筑的根本形式是庭院,是用围墙建立一个公共的读书空间。

中国建筑如此大规模地运用围墙,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而且再也没有比围墙更遭世人误读的了。在世人眼中,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就是因为封闭所致,而围墙就是封闭的象征。这最大的封闭的象征又是中国的长城。所以,最后西方的炮火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轰倒一切万里长城,把落后的中国卷入到世界历史的现代进程中。

万里长城固然是为了防御北方蛮族入侵,但书院的围墙不是为了防御,也不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实际上,书院一直是开放自由的学术交流场所。围墙诚然能够把现实空间围起来的,但如何能闭塞人的思想呢?否则人的思想又如何能够“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作为一种建筑,书院本就是围墙构筑的庭院,就在于它为读书人构建了一个独立自由的空间。书院作为一种教学共通体的公共场所,采用庭院形式,就譬如西方大学起源于宗教机构,用封闭的教堂构筑了一个研究的机构。

今人只看到书院用围墙圈占一方土地,而没有看到围墙对天空却是开放的;就像今天的高楼虽然四周不筑围墙,但它的内部房屋却是严严实实封闭的。

从建筑的民族性而言,中国的建筑本质上是向大地发展的,而西方的建筑更多是向天空发展。不可否认的是,围墙的本性是要圈占土地的,一座规模较大的书院都是通过连绵不断的建筑群,形成一种恢弘而深邃的纵深空间感。而西方的教堂往往高耸入云,给人肃穆惊悚的感觉,实际上是向上占有天空。

这里体现了东方儒家礼仪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差异。因为中国的儒家文明根本上还是一种大地文明,圣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是一种肉身感性即大地性的文明。中国建筑也更多体现人性,展示礼仪。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教堂高筑,据说是为了更大程度地接近上帝,因而是一种“神性”的文明。当下的高楼大厦则完全是世俗商业化的结果,是对空间利润的疯狂攫取,形成对神性文明的颠倒。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大地文明的国家固然是占有土地,万里长城就是对这个国家的几千年的守护,并上升为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象征。(就像西方古代一座城堡也能代表一个国家)。虽然长城不能抵挡现代飞弹的攻击,但毕竟从战术上有效地防御了古代蛮族的入侵。书院则以围墙构筑了一个礼仪教化的读书空间,是对这个教化空间的守护,也是大地文明的一种落实。

而且,书院的围墙并非在高楼建筑之外额外修筑一道墙,其本身就是书院的有机部分,与其它建筑融为一体,共同营造出一种秩序井然而幽静深邃的整体氛围。所以,围墙之于书院,既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更不是纯粹多余的围栏,给自己画地为牢。

实际上,围墙只是造成庭院内与庭院外的“隔”,庭院内部却通过天井,对大自然完全敞开,整个庭院气息畅通,可谓“隔而不闭”。我们甚至认为,书院就是用围墙把一片大自然的生机围起来,既是用建筑庇护着读书人,又用自然灵性来滋养着读书人。我想,再也没有比庭院更好的建筑,建立人的日常生活起居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

古人有“打开天窗说亮话”的说法,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常常在屋顶开辟窗口,形成“天窗”或者“天井”。房屋要么横向开窗,要么直向天空开窗,总之是与大自然保持气息畅通、阳光通透。而书院的庭院则不啻是一种最大的天井,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对大自然的敞开。

如此观之,中国的庭院乃是世界建筑的一项伟大发明,也是最具中国精神的建筑形式。当我置身于岳麓书院时,我才有一种家的感觉,一种被浓厚的文化氛围庇护的感觉,同时,我也能在家里时刻感受到季候的变化,体验那种春日草长、秋风叶落的轮回感觉。

书院是有门槛的。

在书院前面,踏过数级台阶,才走上书院第一道正门,上有匾额“千年学府”。以“千年”而标榜,中国只有一家。在庭院的中轴线上,穿过一个浓荫匝地的院子,(院子里有座赫曦台),达到了第二道门,上面书有“岳麓书院”。再踏过此门,又是一座恬静闲适的院子,抬头一望,大门上悬一匾额,上书“名山坛席”。

然后再进入一个花木葳蕤的院子,踏着中间石板路,到达书院的讲堂,上有匾额“实事求是”、“学达性天”、“道南正脉”等。绕到讲堂后面,还是一个院子,亭台倒影在池水中,向上可仰望到书院最高最核心的建筑之一——御书楼。

每经过一道大门,台阶稍微抬升,这说明文化是有门槛的,这些台阶是为古代读书人准备的;每一道院子,又增加了书院的纵深感、神圣感乃至神秘感,这说明人的道德修为是有层次区分和境界之高深的。

书院的这种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思想中“间隔”与“感通”的思想。书院围墙的“隔而不闭”,已经是一层最大的“隔”,围墙内与围墙外有区别,教化的作用也是为了区分、区隔。书院中轴线上的三道门,是三层“间隔”,且有门槛。而书院的四大院子气息流通,是能够感通的空间。打开院子的门,则是打开一条通道。沿着这个中轴线的通道,人最终会聚到讲堂这个书院最核心的学术空间。

书院内部的庭院布局,具体而言更明显地体现了儒家的礼仪秩序。儒家认为,人与人是有差异性的,必须通过一种差异化秩序使人各安其位,而差异化必然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间隔,所以必须通过感通来消除差异性带来的隔离,这样才能创造和谐统一有序的局面。

书院通过中轴线的层次序列,以别尊卑、上下、主次、内外,“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这是一种差异化的秩序;同时通过庭院天井的空间组合,以走廊、隔窗、敞厅、花窗、洞门,相与沟通联系,这是儒家感通亲和的思想。中轴四进建筑形成四进庭院,两厢侧房,各成院子,连环往复,既相迎合,又各自独立,有一种戏剧化的映照。所有的空间,都异而复同,同而复异,不拘格式,既体现了差异性又有着整体的统一感。

我曾经走遍了这座庞大建筑群里所有的角落,发现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连通着旁边的院子。只要我从房子的窗口向外瞅去,都能看到一个或大或小的空旷院子或者走廊,这个院子里必有几株绿树,焕发着大自然的生机。我羡慕古代的读书人太有福气了,也叹服古代的建筑师的巧妙构思。其实,这种构筑院落的思想并不复杂,只是我们今人似乎忘记了这种优越性。

书院所有的建筑都不是很高,低则一层,高也不过三层,顶上加飞檐翘角,犹如飞鸟展翅,显得生气勃勃。它坐落在长沙城最高的地方岳麓山下,完全可以说是“藏之名山”。相比周围郁郁葱葱四五十米的参天大树,整个书院在高度上有点相形见绌,甚至是完全掩藏在树木下。

几乎所有建筑都依树而建,人在屋中,屋在树下,这让我有一种古代伏羲氏架木筑巢而居的感觉。这是有渊源的。我想,这种树巢一定比对岸的钢筋水泥之巢要舒服些。

中国文化的发展,唐宋之际是一个分野。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一直到唐朝,一种悠久的习俗的力量,加上个人的天才创造力,使唐朝之前的文化呈现一种原生的创始性,质朴浑厚的感觉。

到了宋朝,中国文化的整体呈现一种别样的风貌,更多是综合前人的成就,表现为一种知识的注疏、考证和综合的形态。礼仪习俗的儒学成为思辩考证的儒学,给人太多的经院气息,就像西方原初的信仰神学变为考证的经院神学。甚至宋代之后的诗词创造也给人一种拼凑、模仿的风格,缺乏一种原始的冲击力。

文化从一种习俗和个人创造力而来,转变为通过系统规范的教育而获得,这在隋唐时代有了显著表现,那就是科举考试的发明和普及。科举考试固然为国家迅速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功利性的培养必然是扼杀文化的原创力。所谓教育愈多,愈加扼杀灵性,远离一个民族固有的风俗习性。这从来是个悖论。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没有走考试这条捷径,而是依靠自己的“天才”成就了他的千古英名。

同时是学校的兴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类似于学校乃至大学的机构,但似乎没有听说过哪个历史人物毕业于哪所学校,顶多就是师从某某老师或者受谁的影响。服从国家意志且直接服务国家的学术机构倒是有,但是直到宋初也还没有听过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响当当的名字。大学还没有作为一种悠久的传统,作为独立的实体机构流传下来。

一方面是失去原始创造力的经院哲学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更新发展,另一方面是服从国家意志的官学直接导致了读书人独立人格的丧失,使他们身上仅存的一点学术创造力都被扼杀。我一度认为宋朝之后的中国文化不足为观。

书院的出现改观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格局,让我发现了中国文化新的兴奋点,也让我对宋朝这个孱弱的王朝另眼相看。宋朝的皇帝固然大多显得文弱而没有男人的血性气概,但对待文化教育却有相当的开明。正是在他们的开明的文化政策下,中国的私学(亦或半官半私学)即书院教育开始兴盛起来。从此,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几乎是以书院为中心铺展开来。历史上几大著名的文化事件几乎都和书院有关。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北宋开宝九年即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书院幽栖于岳麓山下,又得湘江之灵性,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形下,可以说处于深山老林,从书院到长沙城必须划船渡过湘江。书院远离城市喧嚣,而与官场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作为学术场所的独立位置。

今人解释为什么宋朝皇帝允许士人办书院私学,是因为宋朝开国之初国力不盛,又忙于开拓疆土,无暇振兴官学,再加宋朝皇帝的开明文化政策,书院这种传播学术的私学就在中华大地上兴盛起来,乃至绵延千年。其实,我以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亦或半私半官,它们能够并存于世,根本上还是源于它们的知识谱系的同构性。

就譬如儒学内部分化出理学,心学,或者是汉学,不管如何衍生分枝,终究脱离不了儒学(道学)这个中国本土知识信仰的大框架。不像今人援西方的主义以为中国人的信仰,或者食洋不化,盲目信仰,最后导致主义纷争,有你无我。

一个王朝在开国之初往往还能够天下为公,到了结尾不免沦为一个家族或官僚集团的利益保护者,官学也沦为它的附庸。而书院的出现,就在于它承担了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与官学的价值取向相反。

官学与私学的知识谱系并无很大区别,只是它们不同的目的导致了它们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结果截然不同。就譬如有些人从四书五经里读出了“封建专制”、“礼教吃人”,有些人却从四书五经读出了古代士人的精神信仰。

作为一种半官半私的学校,书院的主持人是社会上德行和学问极为高深的人,在社会上拥有道义上的话语权。书院主持人名曰“山长”,听上去野趣十足,不像今天的大学校长争做厅级、副部级乃至部级干部,他们往往是一个学派的创始人,或者一个地方最有学问的人,甚至有的还是从权力颠峰退休下来的顶尖级人才,自然能够名震四海,也具有与权力周旋的能力。

因为书院的突出贡献,统治天下的皇帝偶尔也会嘉奖书院,赐书赐匾额。比如御书楼乃是因为皇帝赐书而得名,岳麓书院至今保留了几代皇帝所赐匾额。但是,书院要保持它对学术真理的独立追求,乃至批判朝廷的道德腐朽,为社会匡扶正义,这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中国的私学在与官学的搏弈过程中,体现出古代教育家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潭州湘阴人周式执掌岳麓书院,使之名闻天下而成为四大书院之一。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赠“岳麓书院”匾额。同时准备留他在朝廷效命,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但周式坚决请辞,希望回书院掌教。一个不为权力所动的人,可以称得上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教育家,也注定了岳麓书院能够兴盛千年。

理学大师朱熹终生以振兴书院为己任。在岳麓书院讲学的时候,他的学说却被朝廷宣判为“伪学”,自己被免职,学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枭首朝市,号令开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一直到他死,朝廷都没放松对他的警惕。一位大师的一生与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一种创始的学说因为不合统治者的胃口而命运多舛。

元代以降,书院虽有发展,但官方刻意控制其学术精神。明初,朝廷提倡官学,直到明中叶王、湛的心学兴起,书院也随之再次兴盛,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大本营。无锡的东林书院倡导“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议论朝政得失,指摘朝臣长短,最终触怒阉党,遭到迫害。魏忠贤下令“刊党籍,尽毁天下书院”。书院学子要关心国事天下事,其代价是连同书院都要摧毁。

清代书院的规模和数量达到全盛,但清廷的控制导致了书院的官学化后果。可见,虽然书院私学想竭力传播新潮的学说,守护真理和正义,但从来都面临官学这个掌控国家权力的机构的吞噬。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利益出发点,使他们要把魔爪伸向任何他们能及的地方,那么私学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岳麓书院在一千年传承和发展学术的过程中,取得了让世人震惊的成果。也许是湖南人自屈原以来,就特别禀有一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浩然独往”、“独立而无复依傍”的精神,所以办起书院这种私学来,也有一种特别的气魄。湖南在唐宋之前,几乎没有出什么人才,被称为蛮荒之地,直到岳麓书院的朗朗书声响起,湖南开始后发赶超,直至近代湖南人才如雨后春笋拔起,引领中国前进的时尚风潮。

岳麓书院的大门有幅对联:“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气魄宏大,响彻大地,真正地从历史的角度概括了岳麓书院的功绩。宋朝以来,湖南人才几乎离不开这座书院的滋养。而近千年来湖南人的潜心学问,终于在民族存亡最艰难的时刻,使湖湘文化厚积薄发大放光彩。

湖南人才群体的迅速崛起,左右了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固然与曾左奋起卫道镇压太平军起义这一历史机遇有关。但更不可忽视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苦心经营,岳麓书院这座非官方的大学(虽然某个历史时期官方也想控制它),为这片土地铺垫了深厚的人文底蕴,赋予了湖南士子以宗教般坚定的精神信仰,以及通经致用的学风带给他们的现实方法。

如果囿于官学的考上科举求取浮名,岳麓书院的学生就不会如此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夫之首倡“经世致用”,到“睁眼看世界”的魏源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到吴荣光创建湘水校经堂反对空疏之谈改革近代教育,到左宗棠苦心钻研山川形势和攻守之策取得收复新疆的千秋功业,一直到毛泽东的改造世界的强烈革命冲动。

如果囿于官学服务于特定的利益集团,岳麓书院的学生不会如此心忧天下,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慨然承担起天下兴亡的使命。从宋末蒙古大军挥师南下围攻长沙城,岳麓书院几百弟子毅然放下书本登上城墙,奋勇杀敌与城池同亡;到王夫之眼看山河破碎,以一书生之力组织义军抗击清军铁骑,最后归隐山间不与满清共戴天;到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湖南士子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几乎以一省之精英写成了中国的半部近代史;一直到毛泽东率领共产党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建立新中国。

如果囿于官学的唯唯诺诺,服从统治集团的意志,岳麓书院的学生也不会表现得如此慷慨激昂,个性张扬,乃至怪异踔厉。王夫之即使屡次兵败,也不屈服于满清统治,以残剩之生命发奋著书,头撑青伞脚踏木屐,不与满清共戴天,终成中国最后一代大儒;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屡败屡战,发扬湖南人特有的“霸蛮精神”,直至“打落牙齿和血吞”;谭嗣同维新失败,本可流亡海外避难他国,却欲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唤醒国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面对日本政府限制留日学生的活动,陈天华不满中国学生的不团结,羞愤于国人被列强任意宰割欺压,最后投海自杀,做国人的“警世钟”;青年毛泽东倡导强身健体而救国,反对文明对生命的戕害,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竟顶住烈风雷雨而狂奔于岳麓山巅。

如果教育的最终使命是为了更好地激发人的本能,壮大充实人的生命,而非戕害人的本性,那么,岳麓书院的教育不仅在过去是彪炳千秋的,在未来也有着永恒的价值。这是一种横跨千年的教育,也将启示着下一个千年的教育。

千年书院,青春不老;书院虽旧,其命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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