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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挤压”何以愈演愈烈

性别失衡以及农村剩男尽管成为了一个多年来一直被舆论关注、为学界所焦虑的现实,但在政府治理以及社会参与层面,却又一直是作为一个未曾真正得到应对并重视的一个问题。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豫东韩朱岗村媒人邓孟兴说,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个男孩并不新鲜。媒体报道指出,20多年来,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有的这些因素交织影响着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作为一个曾高度城乡二元化的国家,其“婚姻挤压”更多地挤向了边远、贫困地区,数千万“剩男”的婚恋难题正引发更严峻的社会问题。学者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在春节期间甚嚣于媒体之上的返乡记录中,中国性别失衡引发的农村剩男问题,无疑是最难解的问题之一。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而在过去,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据人口学者推算,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婚姻挤压”并不是公平地分散于社会各阶层之中,它只在更边远、更贫困的地区愈演愈烈。面对“婚姻挤压”的现状,我们或许可以去反思导致这样一种现状的历史原因,譬如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复合影响等。但是对于那已经出现的、多达数千万、面容模糊而又十分精壮的农村单身人口而言,反思已无意义,他们已是回避不了的现实。

“婚姻挤压”是得到了正视的危机吗?既便到了今天,“婚姻挤压”的显性效果已现,学者们忧心忡忡,可是谁也不知道它还将带来怎样的破坏性。并不是说长期单身者必然造成犯罪与暴力,但作为一个事实,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莉娜·埃德伦德开展的一项研究曾指出,在1988-2004年,中国的性别比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暴力犯罪和盗窃罪的比率会上升6到7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当婚姻得不到保证之时,我们将如何应对。

性别失衡以及农村剩男尽管成为了一个多年来一直被舆论关注、为学界所焦虑的现实,但在政府治理以及社会参与层面,却又一直是作为一个未曾真正得到应对并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公共政策以及政府决策方面,对于这一问题的呼应与行动,也是比较少的。与此同时,尽管“重男轻女”这种纯属民间的生育观念同样对性别失衡“功不可没”,但政府在消减这种观念或引导正确的人口观方面,效果并不明显。比如传统“养儿防老”思维,正是因为人们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保障与信心,所以这种思维方式才会继续大行其道。除此之外,当然也包括一直没打破的城乡二元以及农村脱贫的问题等。

性别失衡是不是隐藏于中国改革历史中的另一条线索?我们不可能只是单纯地享受改革的红利,而时间也并不会自动地解决一切,所有交给未来的难题终究会让全社会承担其后果。面对数千万遭受“婚姻挤压”的农村剩男危机,我们真的准备在应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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