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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持20年平稳较快增长,中国经济靠什么?

郑新立:经济学家。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现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长期从事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参加了包括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大报告以及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起草。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呈现逐级缓慢下降态势。这一原本经济发展中的平常之事,却引起国内外经济界的广泛议论。有外国专家声称:“中国经济到2013年就要硬着陆了。”也有国内的学者表示:“中国快速增长期即将结束,中速增长期将要到来。”对此论调,郑新立教授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大胆提出:“中国的快速增长期至少还可以再保持20年。中国经济未来20年有五大潜力,足以支持国民经济保持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的车轮已快速奔跑了30年,如何再继续保持20年较快增长?这本经济大账究竟该怎样算?中国经济的潜力到底蕴藏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近郑新立教授。

潜力之1

需求的潜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

[背景]历史上我国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如果把居民消费率从2010年的33.8%,在“十二五”时期提升10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在GDP这个大蛋糕里拿出10个百分点让老百姓消费,预计“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可以增加5万亿元商品和服务让老百姓消费。

记者:“中国快速增长期远未结束”,您做此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增长的最大潜力在哪里?

郑新立:首要的潜力是需求潜力,分为投资需求潜力和消费需求潜力。

就投资需求潜力而言,主要指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去年我国城市化率超过50%,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城市化进程标志性节点。但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率到70%才能稳定下来。如果以1年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那么至少今后20年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平均起来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就要10万元,如果加上公共服务投资,需求量就更大。1年增加1个百分点就是1300万人,就是1.3万亿元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所以,在城市化还没有完成之前,城市化所带来的需求将是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

从消费潜力来看,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创造了新纪录,达到48.6%;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创造了历史的最低点。投资率第一次高于最终消费率,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3.8%,意味着近一半的GDP用于扩大再生产,1/3用于老百姓消费,这样的结构扭曲不可能良性循环,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如果不断增加投资却没有人消费,加上国际贸易磨擦,产品出不去了,生产能力闲下来,产品的价值也就无从实现。

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转变就是调整需求结构,扩大消费。如果居民消费率没有大幅提升,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未来20年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不可能实现。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有钱买东西,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让大家买房子买汽车买家电,出去旅游,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样经济才能活起来,经济发展才有动力。

潜力之2

资本的潜力——“利用好、发挥好人民币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潜力,满足经济快速增长对资金的需求”

[背景]截至目前,中国银行业的M2(广义货币)约为70万亿元,银行的金融资产总规模达到119万亿元。虽有如此大的资金量,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金的周转速度比较慢,资金的效能并没有充分发挥,还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来配置这些资源。

记者: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升资本的效率和效益。您认为,该如何充分发挥资金潜力来支持经济增长?

郑新立:资金方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去年我国各银行效益很好,赚了几百亿元到上千亿元不等。但是应该看到,CPI去年上涨5.4%,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是3%,居民储蓄存款负利率2个多百分点;而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是6%,与存款利差为3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一般是1个百分点。像温州市去年上半年的贷款利率平均是25%,这么高的利率工业企业怎么承受?一头从居民储蓄存款拿一块,一头从企业拿一块,银行的利润搞得这么多,我觉得不合理,应该改变这种状况。

包括去年一些地方发生的高利贷现象,这些不合理情况的根本原因是整个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还没有发挥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如果通过竞争,需要贷款的企业和个人能够从正规的金融机构拿到利率比较低的贷款,高利贷自然就消失了,民间借贷自然就显性化、合法化、规范化了。

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指出了“十二五”时期金融改革的方向,包括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另外要促进利率的市场化,建立地方性金融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以此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强化金融市场的竞争,通过竞争来降低利率。

资本潜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外汇储备。我国现有外汇储备高达3.2万亿美元,合理的外汇储备是保证半年的进口所需外汇即可。因此有1万亿美元就可保障我国外汇正常支付,另2万多亿美元可以用于扩大海外投资,现在正是最佳时机。

出去干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到海外去拿到更多的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和开发权,来打破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约束,为未来20年经济较快发展提供资源能源的支撑。第二件事是开展国际并购,经济危机使一些国外企业陷入困境,现在正是出去并购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要通过国际并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科技资源来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三件事是出去搞加工贸易,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把富余的制造能力带到海外设厂,也帮助当地扩大就业。第四件事是出去搞工程承包,扩大劳务出口。

总之,充分利用人民币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潜力,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把它利用好、发挥好,足以支持未来2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资金的需求。

潜力之3

劳动力潜力——“通过农业现代化转移出来的 2亿劳动力,足以支持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

[背景]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即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由过剩转向短缺,经济发展将出现后继乏力。

记者:中国经济究竟有没有出现“刘易斯拐点”?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在哪里?

郑新立:我认为这话早说了20年!

目前我国农村人口6.6亿,农业劳动力2.8亿;中国耕地有18亿亩,1个劳动力只能种6.4亩地,美国1人能种几千亩地,欧洲1人能种几百亩。现在中国农业机械化条件已经提高,特别是大田作物可以全过程机械化。这种情况下还让他只种6亩多地,农民根本待不住,就跑到城市,所以现在农村只剩老人在种地。

要想让青壮年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村,就得实现规模化经营,把地转让给种田能手,大力兴办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使农村种地的收入比出去打工的收入要高,这样才能把高素质的劳动力留在农村,推动农业的现代化。

如果这件事可以推动的话,那么2.8亿农业劳动力留8千万人种地足够了,还有2亿人可以转移出来,足以支持未来20年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前提是收入要提高,这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推进。

在浙江和江苏,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例分别是15.9%和18.7%,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是1.9:1和2.0:1,全国是3.3:1。这两个省由于农业劳动力占比下降,城乡收入差距就比较小,农民的消费潜力就发挥出来了。但是全国平均起来,农业劳动力占比还是36.7%,农业增加值占GDP比例是10.1%,就是说,3.7个农民1年创造的价值仅相当于1个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靠财政投入让农民富起来起不到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要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

潜力之4

技术的潜力——“我国整体产业创新能力将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

[背景]我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改变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最重要的是通过自主创新来带动产业升级。

记者:缩小与国外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的差距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您的信心从何而来?

郑新立:党中央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几年各级政府、企业、科技人员热烈响应,科研成果大量涌现,专利生成量大幅度增加。在以往的国内专利申请量中,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的占到50%以上,去年第一次出现国内企业在国内申请超过50%。

如何破解国外企业的强大攻势?出路是提高国际专利申请量。

2009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8千项,美国申请5万项,是我们的6倍,2010年,我国申请国际专利增长了30%,美国略有下降,与我国比例下降为3.6:1。如果这样一个速度继续保持到2015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它意味着国家整体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特别是近几年,国内涌现出一批专利申请大户,应当提振我们的信心。2009年,华为公司申请国际专利在全世界企业中排第一;2010年,中兴公司申请的国际专利量居全世界第二;2011年,中兴申请的国际专利再获全世界第一,超过2000项。这两家公司所申请的国际专利量占全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的28%。所以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对未来20年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带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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