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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考”困境与群众“口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一些领导干部因道德败坏、贪污腐败相继落马,这既反映了中央的反腐决心,也提振了全社会的反腐信心。从一些被查处的言行不一、道德败坏干部的案例可以再次看到,在干部选任中如何才能把干部的德行品质“考准考实”,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准人、用好人,确实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由于“德”反映的是人的内在品质,难免会有一些人善于“道德伪装”、表里不一,所以无论是对普通人的“德考”,还是对干部的“德考”,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一套公认的客观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干部的“德”就无法考核。事实上,“选贤与能”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选官标准,“德考”历来占有重要位置,人们对如何“知人善任”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如孔子就提出了“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的德考标准,认为从一个人的日常动机行为和兴趣爱好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平。

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特点,官员就是皇帝的家臣,讨主子欢心成为大多数官员的基本行为标准,因为这是职务晋升的唯一道路,崇高的道德信条反而变成了装饰品或遮羞布,“德考”变成了走过场,很难落到实处。由此造成了官场大面积的道德“人格分裂”。说谎就成了一种自觉的“心理习惯”或“个体无意识”行为,“人格分裂”变成封建官员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也就解释了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尽管“清正廉洁”如海瑞者凤毛麟角,但封建官僚阶层一直对全社会的老百姓保持“道德优越感”的原因,他们握有“道德话语权”,并把这种对百姓的“道德教育”变成日常统治的重要功课。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选人用人有了新的德行价值标准和评价程序,人民满意不满意、群众的“口碑”成为对干部职业道德、政治道德乃至个人与社会道德评判的最终标准。在技术上,对“德、能、勤、绩、廉”的综合性、规范性和科学性考核,则成为对一个干部“德考”的基本手段。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严格落实“德考”的标准、价值和程序,并正确使用“德考”的结果,还是完全可以对一个干部的德行做出大致的判断,最终为选准干部用好干部提供重要依据,从而改变不良的道德风气,带动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根本好转。

从另一个方面说,由于“德考”难考所带来的困境,虽然不能保证每个选任出来的干部都具有很高的德行水准,但我们仍拥有足够的民主和制度手段阻止其利用权力谋私利、做坏事。比如干部的民主选任、权力公开透明、权力的社会民主监督等制度约束。事实上,只要这些民主制度措施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了,干部就会按照人民的意愿掌好权用好权,进而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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