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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后计划生育时代是什么样子?

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近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表述上有明显的变化,释放出“去计划生育”的强烈信号,反映出国家人口观的与时俱进。在我国,计划生育的含义是独特且明确的,一是强制性,二是限制性。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我国还没有走出政府管治的计划生育时代。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意义很大,它终结了强制性的、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因为种种原因,政策效能发挥的作用预期很小,中国很难走出“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和“超低生育率陷阱”。理由是,中国已经进入高成本—低意愿约束下的低生育时代。

首先,高生养成本降低了生育积极性。“生得起养不起”,而贫困家庭甚至“生不起”,害怕住院分娩。中国已经进入高生育成本时代,包括经济成本(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等)都让很多家庭不堪承受。即使是穷养,抚养孩子到18岁,也需要几十万;如果是富养,那就没有底了,至少上百万。由于攀比以及龙凤心理,越来越多家庭养育孩子的模式同质化,即进入精养模式。一个孩子都让父母精疲力尽、心力交瘁,更不要说养两个孩子了。很多父母事实上沦为“孩奴”,为了孩子,很多父母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在低生育率时代,重视孩子质量甚于孩子数量的决策普遍化,从城市蔓延到乡村。

其次,低生育意愿导致选择性一孩化成为生育新常态。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的宣传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上亿独生子女家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将独生子女视为正常的和当然的选择,反而将两个孩子的家庭看成是不正常的和非常态的。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生育意愿代际弱化成为规律性趋势,亦即,80后弱于70后,90后弱于80后,00后弱于90后。生育的积极性和动力次第下降,不想生的人群和只想生一个的家庭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所以,预期人口政策改革还将进一步深化,全面自主生育和全面鼓励生育将成为中国的人口新国策和百年战略。中国何时走进后计划生育时代?让计划生育真正回归家庭计划、自主生育的本意?虽然国人看不到时间表,但生育政策改革的路线图却昭然若揭,趋势是日益明朗了。

可喜的是,中国开始重建科学、积极、战略的人口观。2016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生育政策的表述是:完善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配套政策。首次没有出现“计划生育”表述,也是第二年没有提“基本国策”。回望2014年报告的相关表述是: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5年的报告只强调了要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体制的改革。虽然提到了计划生育,但是不见了过去每年都有的“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表述。

2016年报告同时继2015年强调:“从根本上说,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人民是人口的别称,这段话包含着“人口是力量”的洞见。2015年的报告还指出“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这是政府报告中首次肯定了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的极端重要性,包含着“人口是动力”的认识。“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这句话则呈现了“人口是资源”、“人口多不是负担而是优势”的价值取向。中国不仅要投资和开发现实的人力资源,挖掘人口存量的创造力、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且要开源和储备后备的人力资源,在持续的低生育社会,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开放和鼓励生育以实现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适度生育水平。

人口负担论曾经长期构成大国人口观的核心。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中国有13亿人口,不管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13亿,那就成为很大很大的问题;不管多么可观的财力、物力,只要除以13亿,那就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里说的是人口问题的乘数效应和除数效应。其实翻过硬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给予人类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和财产所有权提供充分的保障,实现人尽其才,那么13亿中国人口所焕发的潜在优势、创造力、生产力和竞争力是极其巨大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科学、积极、开放的人口观的指引。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迎来人口负增长的拐点。根据《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的预测:按照中方案,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转入负增长,此后负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2060年才稳定下来。按照低方案,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峰值后迅速下降。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具体时间取决于生育率的变化,但基本可以肯定在联合国的中方案和低方案之间。

“少子化”这个词源于日本,指0-14岁孩子越来越少的趋势。日本人口学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他们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钟”,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本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时间。据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联合国科学家绘制了人类消失路线图,排在最前的是澳门,2628年就会消亡,然后香港是2740年,新加坡是2978年。别看中国有13亿多人口的规模,按照现在人口生育率代际递减下去,1500年后中国人口恐怕也会趋向消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2011、2012、2013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18、1.04、1.26、1.24,中国已经陷入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

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人口的少子化进程难以阻挡。在未来10年,中国23-28岁的生育旺盛期女性的数量将萎缩44.3%。如果生育率没有明显提升,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降至10%以下,比“超少子化”(0-14岁少儿人口比例低于15%)水平还要低一大截。少儿人口是未来的消费主力和劳动力。少子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连续四年净减少。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招工难和用工成本上升,经济下行成为新常态;养老保险的缴纳者减少,而养老保险的领取者却在增加。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我们应该担忧的是持续的超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人口的弱持续发展和失衡的发展将成为国家发展越来越大的阻力。

中国亟需重建被破坏的生育伦理观和生育文化观。自然、自主、自由的生育彰显的是天之大道、地之厚德,生育亦是家之喜事、国之大事,理应保护和尊重。敬畏生命是生育文化的核心。1948年,世界医学会在《日内瓦宣言》中宣示:“我将要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胎时起;即使在威胁之下,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人类生命从受孕开始,这是医学的共识。当生命发育成长到3个月以上,就从细胞生命逐渐成形为人。由此推论,3个月以上的人工流产和大月份堕胎就是杀人,只不过弃杀者不同而已。强迫堕胎不仅突破了生育的伦理底线,而且践踏了人类的生存权利。中国需要设定“反堕胎日”重建生育文化和人口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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