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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制度“违宪”不如一废了之

昨天(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2013年政治蓝皮书《中国政治发展报告》。蓝皮书指出,我国的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存在问题,混淆了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惩罚措施,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已经到了必须要改革的时候(据8月6日《京华时报》)。

对于劳教制度的存废争议已由来已久,尤其是“上访妈妈”等很多典型的错误劳教案的曝光,废除劳教更成为媒体舆论热议的话题,正如“蓝皮书”所指出的那样,劳教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在一个法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刑事处罚应该是所有法律处罚当中最严厉的。本来劳动教养制度所针对的人员是情节轻微、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违法人员。但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到三年,有时甚至长达四年,从限制人身自由的角度说,这样的处罚强度显然超过了刑罚中的管制、拘役和一些刑期较短的有期徒期。比如,刑罚规定拘役的期限仅仅是一个月至六个月,远远低于劳教,而且刑罚中还有适用于缓刑的情况。

非但如此,很多法律界人士也不止一次的指出,劳教制度的法律依据与现行《宪法》、《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相违背;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仅以行政处罚就能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力剥夺1至3年甚至最长4年,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憧憬与期待,就在于在完善的法治社会里,人们的一切言行除了受法律的制约外,人身权利更完全受到法律保护,除此之外,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法律许可不得限制或禁锢公民的人身自由。同时,劳教制度也违反了“罪罚相当”的原则;现有劳教制度中,公安机关权力过大,因为劳教的程序简单,甚至成为政府官员打击报复百姓群众的“私刑家法”,被劳教人员获得司法救济更是困难重重。

劳教制度的存在,不只是有悖于法治,演变成某些地方官员打击群众,充当贪污腐败等违法违纪的行为的私家刑法,已经成为恶化基层社会稳定,分裂干群关系一个“毒瘤”。我们现在的“国情”是要加快推进和完善法治社会建设,让人人享受法律的公平保护,政府不能为了惩治某些不够刑事处罚的轻微违法,而“故意”将法律撕开一个口子,这不是法治社会的进步而是倒退。早前有媒体报道,在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现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但令人不解的是这项改革试点之一的南京,不仅矫治委员会仍设在公安局,而且组长也由公安局长担任,这不免让人对劳教制度的改革前景产生担忧。

算起来,我们国家的劳教制度今年已经56岁,尽管56年的风风雨雨,劳教制度也为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作出过一定贡献,但特定历史下的产物,注定了他一出生就存在先天性的缺憾,特别是在我们已经步入法治社会的今天,劳教制度已经于现代的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冲突,这还不仅仅只是他的出生“违法”,还在于他的后期已经沦落为某个执法部门敛财的“自留地”。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他所造成负面结果以及在全社会所形成“恶劣”影响,已出现极大的反差,仅靠“修修补补”的改革,无论怎样大刀阔斧都难以根除其先天形成的违法“基因”。

或许,从资源利用的角度来考虑,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很有必要,对某些违法又够不上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确实也需要用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来“替代”,问题是依靠权力支撑的行政强制行为一旦脱离了法律的制约就有可能被权力滥用。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普通老百姓更迫切希望自己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而不会除法律之外的任何伤害,仅靠外科手术般的改革根本无法让劳教制度“脱胎换骨”,与其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倒不如让其“寿终正寝”。而据早前有媒体报道说,留恋劳教制度并且希望继续存在、连改革都设下阻力的大多是地方政府官员,这也正验证了劳教制度废除的必要。因为,对劳教制度的同情,实际上就是对普通老百姓权益和法律制度的漠视,也体现出某些地方官员管理智慧的贫乏,毕竟我们现在已进入法治社会,对依然留恋和贪图用权力治理社会的官员,本身就不是一位合格的政府官员。从法治意义上说,废除劳教制度,不给权力留下违法侵害民众个人权益的空间,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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