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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学生可否进行双向“会商”

熊丙奇教育学者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出台规定:3月20日之后,学生不得在教学区楼道里停放自行车,否则将被视为“无主车辆”拖走;5月3日之后,禁止携带任何车辆进门。这一禁令遭到众多学生质疑和反对。该院院长称,学校自行车过多,造成校区道路拥挤,同时,自行车堵塞消防通道,形成安全隐患,“禁骑”是出于对学校整体氛围的考虑。(3月26日《扬子晚报》)

几乎同时,北京大学也出台一项制度——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 “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被纳入会商范围,引发争议。 (3月25日《长江日报》)

这两校规定、制度的出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事先并没有就禁止的事项、会商的要求,与禁止和会商的主体——全校学生进行沟通、讨论,而是由学校行政机构单方面提出实施。而在规定、制度出台之后,还有一个共同点,即规定、制度遭到学生的质疑,引起争议。可是似乎看不到校方根据学生意见重新讨论规定、措施的合理性,进而取消或者修订规定、制度的迹象;只见有关负责人对舆论做解释。依照这类事件在大学里的“发展规律”,很有可能的局面是,纵有学生反对、质疑,但学校照样执行。

学校以拥挤、堵塞消防通道、造成学校整体环境差等为由,而这些其实都不能成为“禁骑”的理由。解决以上问题,学校可设置专门的停车棚并由后勤员工管理,或者在校园里开行班车,方便学生在校园行动。这种做法在很多大学都采用,由于有规范的停车管理以及班车服务 (有的学生就选择不骑车而坐班车),校园秩序得到很好的维护,而学生的“骑车权”也未被侵犯。简单粗暴的“禁骑”,其实是学校不想承担管理成本,却想把环境“治理好”,于是想出限制学生权益的招数。

会商 “思想偏激”学生的制度,或许在校方看来,这是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各种校内外问题,然而,不管学校的“初衷”有多好,这一做法是与“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格格不入的。思想没有标准答案,校方更不是思想标准的制定者,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才是大学该有的作为。学校“会商”的实质是让学生听话,减少学生的批评、质疑给自己的管理“制造”麻烦。

校方想减少管理成本、让学生“好管理”,站在行政立场,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学校行政在管理中,少不了这方面的冲动。对此,“教育”学校行政机构和人员尊重学生权益、遵守大学之道,往往效果不佳。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大学的管理中,建立制约行政权力的制度。从现代大学的管理看,确保一项措施不侵犯学生权益、不违背基本教育规律,一般应有两项制度:一是规定学校行政机构出台事关学生的规定,有必要事先举行听证会、征求学生意见;二是学校单方面出台某些规制,学生会组织可提出不同意见,乃至要求校方改正。打个比方,如果“借鉴”北大的“思路”,学生(学生组织)有权对学校不尊重学生权益的做法,与学校有关方面进行合理的“会商”,那我国大学“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就有机会形成。

当然,学生们的这种权利还需要教育管理制度的支撑,具体包括自由申请入学制度、自由转学制度、学生可施行主体权利的学生自我管理制度。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学校想的就不会是怎样限制学生,而是怎样服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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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大异端生会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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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学将从5月起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的“学业会商”制度(《西安日报》2011年3月25日)。“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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